上述主觀的認知來自於客觀的社會發展。以往戒嚴體制下，我們以高度的經濟成長同時兼顧社會公平而自傲。但不容否認地，在我們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較利於資方而使勞工權益受到壓制；我們鼓勵工商業的同時也擠壓了農業。

　　結構性因素不是一時能解決的，卻更凸顯了制度的不合理，成為街頭運動力量的來源。這樣的運動雖然來自單一事件，如要求年終獎金，卻不是為了改變單一的情境，而是涉及整個階層的權益。所以一旦有人打前鋒，立即會有其他人響應。

　　過去一年的街頭運動可以視為對現在社會結構的輸入力量，它將迫使結構重新調整。在調整過程中，民眾仍會繼續使用這樣一個新的訴求方式，政府已經了解問題的癥結及調整的必要，政黨也視群眾運動為政爭的議題，而可能介入。在幾個力量交互推湧下，造成目前我們國家各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速度如果不符合民眾期望，恐會加深社會的緊張程度。(劉美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