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具體數字來看，農民和勞工心中對所得分配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根據了解，這類情況並非目前才有，很可能由來已久。換言之，台灣地區的大多數民眾長久以來都相信也感受到經濟上的不平等，可是官方及經濟學者卻又堅持列舉諸為吉尼係數或最高及最低等分所得比例來證實，所得分配的平等性。這種民眾主觀感受和官方客觀數據認定間的矛盾本身不只是一個實存的問題，而且是目前諸多農工階層抗議事件的根由之一。勞資收入差距擴大在以往，農民和勞工的不滿在執政當局強力控制全局的情勢下，很難有機會表達出來。但是，在政治逐漸被迫開放之際，尤其是在解嚴之後，禁忌被突破了，這些存在已久的不滿就容易被激發出來，進而促成了種種前所未見的農工階層集體抗爭事件。由於蓄積壓抑已久，抗爭的威力也大得驚人。

　　進一步，我們再就勞工的工資和資方的營收來看，我們又發現，不僅絕大部份的民眾，即百分之七十，認為工廠工人的工資有偏低的現象，同時，也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三的民眾認為工廠的老闆所得過高或偏高。這兩個數字高得令人吃驚，我們實不能不有所警惕。多數認收入不合理相對的，不同職業的人對工廠老闆收入是否適中也略有不同的看法，雖然多半還是認為老闆們的收人偏高甚至過高。勞工中，有百分之七十工為偏高或過高。這可以說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綜觀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大多數民眾認為工人工資偏低而工廠老闆利得偏高。這不僅顯露了收入結構不合理的現象，而民眾強力的共識也突出了問題的嚴重善。這種具有共識的主觀感受成了近一年多來勞工運動及種種抗議活動的社會心理基礎。在這個態勢之下，社會緊張程度因而大幅提升，整個社會酬賞系統也面臨了極大的衝擊。執政當局和資方到目前為止多還不能深切體認到問題的嚴重性，也多只能被動地因應，於是更加深了勞資關係的緊張程度。

　　就個人收入狀況而論，台灣地區的民眾有三分之一自認以其能力和工作情形而言，目前的收入並不合理。其間，尤以農民和工人的感受最為強烈。農民中有近半數，即百分之四十七，而工人中也有百分之三十四自認他們現在的收入不合理。其餘各職業在這方面的狀況，以買賣工作及服務工作人員略不理想，而專門技術、行政主管業白領階級較為理想。這種主觀的對自己收入的評估，大致又再度揭露了當前所得分配不合理的現象。農工問題的嚴重性在此又獲得了證實。許多抗爭屬經濟性長久以來，民眾們在三民主義熏陶下，一直嚮往民生主義所揭櫫的目標--「要使全國人民的經濟地位完全平等。」另一方面，政府雖在宣傳上強調實踐三民主義，在實際上卻執行偏愛資方的政策。民眾因而感受到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及相對剝奪感；政府則以重大的經濟成就為基礎來美化所得均等的現象。在社會日漸開放之際，民眾的主觀意識乃得日益突顯，終而化為有形的力量促成了種種抗爭。這種抗學原本多屬經濟性，但向來執政當局本身習慣以政治力量介入經濟等各種事務，大部份的抗爭就不能沒有政治的色彩。這個情況就增加了抗爭事件更廣泛的影響力。

　　雖然國父孫中山先生強調追尋全民經濟地位的完全平等，理想成份很重，但是相對的平等卻應該是我們的重要目標。根據我們的調查資料，我們也發現，民眾所期望獲得的合理收入也是相對性的。也就是說，各行各業的人也多會掂掂自己的斤量，不會做太過分的要求。職業地位高的在期望的收入上也較多，反之亦然。既使每個人的期望所得都高於實際所得，可是期望的也多不離譜。也因此，我們應該樂觀而有信心地去盡力調整現在的所得分配結構，以尋求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安定。未雨綢繆富裕均等有不少人認為目前我們有藏富於民的現象，也很擔心民富國窮的危機。看起來民眾奢侈浮華而政府總預算卻有千億短紐。如果所得分配更形均等，更多的中下階層民眾會擁有更多的財富，加上，中國人的儲蓄及不會花錢的習慣，很可能會帶來一些社會生活和風氣的困擾問題。因此，我們還得未雨綢繆對富裕均等社會進行前瞻性的規劃，例如盡速健全並暢通投資管道，籌劃切合各階層的民眾社會文化需求的文化及休閒政策，積極協助民眾生活品質及豐富其生活內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