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初，內政部宣佈一貫道可以合法化後，似乎依時間的推移，許多限制都在開放的前提下，逐步在解除。可是，長久以來，不論是在社會制度上或是在價值觀念上，封閉扭曲的系統化，使得在解除及開放過程中付出了極大的社會代價。更重要的是，對一向刻意強調安定的執政者而言，在因應乃至於適應上確實有著很大的困難。也因此，在應變不足的情況下，激起了為數甚多的群眾訴求事件。群眾訴求事件頻繁這許多群眾訴求事件現在被統稱之為自力救濟。若仔細思索起來，這樣的統稱恐怕有欠周延。換言之，至少這類事件可分為兩大類，它們所顯示的社會政治意義很不相同。第一類可說是真正的自力救濟事件，群眾是真正以自己的力量尋求救濟及解決之道。這類事件的典型例子即後勁反五輕事件、圍困李長榮工廠的行動。

　　第二類群眾事件，大約是企圖以群眾力量的展現，影響法律的制定或政策之訂定與改變。參與者並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或是對當局或當事人構成直接的威脅。而且有些訴求的目的也並不是為自己的直接利益。例如大學生立法院請願、計程車司機抗議活動、果農串聯請願、榮民群集抗議、股票投資人上街頭、愛券業者各方陳情抗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遊行抗議等等均屬之。這類事件，應該說是活動，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也是行政及議會機構例行運作之外的一個紓解乃至解決問題的正常的方式，似乎不宜以自力救濟稱之，而扭曲了其在民主政治運作中正常的功能。

　　除了頻繁的群眾訴求事件以外，去年也發生了不少對行政部門並無明顯訴求目的的群眾集體行為。其中，有些是承續了以往的流行，擴大了蔓延的趨勢，如難以遏止的大家樂賭風。也有的是去年特有的時興現象，如飆車、北港媽祖環島弘法、股票狂飆、松山慈祐宮做大醮等等。

　　在作以上的分類時，我們先儘可能撇去對單一事件或現象的價值判斷，但是各種發生過的事件或現象對社會及國家總有不同的正面及反面的影響或衝擊。不過，一個事件或現象也不只是單純的只具有正面或反面的功能。就以大家樂而言，大致上顯示的是許多負面的衝擊。我們最近對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九十餘位地方記者的訪查的結果，發現在記者眼中，大家樂幾乎一無是處。可是，我們若抽高層次來看，我們似乎也可以把大家樂當作是社會是否有病態的一帖試劑，由此可偵測出台灣社會的危機。此外，大家樂對整體社會的衝擊，也可能有震撼的作用。

　　換言之，我們對去年發生的這許多群眾事件，似應從更廣的角度和較深的層面進行分析研討。一方面不必對這類現象心存顧忌甚或恐懼，在另一方面也不可掉以輕心，以為一波一波總是會過去的，總是會時過境遷的。我們應該對以上三類現象，即自力救濟、群眾訴求事件、及一般群眾集體行為加以區分，分別來考量其成因後果及其在當前政治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實際意義，進而釐清或構思有效的因應策略與方案。以下，本文就針對這三類現象做一些拋磚引玉的初步探究，提供給大家參考。公權力嚴重受傷害從對真正的自力救濟事件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民眾大都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也已經沒有任何公私機構可資信賴。長期而嚴重的工廠公害，直接威脅居民的生存權益，政府在以往偏向經濟成長、對環境保護的有意忽視、以及偏袒資方的作法是根本的源由，到了民眾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時，政府的公信力當然會被輕蔑。嚴重的是，面臨問題時，政府仍然一副束手無策軟腳蟹的樣子，更讓居民感到求救無望。最糟的現象則是公營事業被視為公害的禍首時，政府的公權力不僅受到最大的傷害，甚至可以說成了自力救濟事件中的陪葬。從這些事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民間社區力量的組成粗看起來相當單純，實際上卻十分複雜。例如後勁居民雖然在面臨共同的公害時有一充分的共識，而政客力量的介入有時激化了運動或是使運動更具組織化而提升了動員的力量，但這些地方政客在原則上不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在考慮政治利益時，混淆了運動的走向。再加上民間傳統宗教的影響，使得反五輕運動有了更團結的依據，但也輸入了問題難解的因素。政府雖然已注意到環境生態保護問題，近年來撥出巨額款項進行改善，又在去年成立了環境保護署，但是在短期內，公害的狀況並無法因此而有效的改善。當民眾的期望因改善計畫的推行而快速提升，而當局在實際上又不能滿足這種上升的望期時，民眾採取自力救濟的可能性就大為增加。制度缺陷事件成因就第二類的群眾訴求事件而論，參與者的權益雖然也受到侵害，但所受的侵害多半還不致於對其生存產生直接的威脅。同時，權益受侵的來源並不明確，民眾無法採取具體的措施直接保障自己的權益。但是，這種情況所牽扯到的人口有時會相當龐大。例如各地果農能有效動員兩、三千人，退伍軍人也可集結兩千多人就是明確的證據。所以在問題的嚴重性上不見得會比第一類的自力救濟弱。

　　推敲這類群眾訴求事件的成因，約略可以發現多半仍舊與長期的制度性缺陷有關。果農的抗議行動是農業政策與經貿政策長期無法充份協調所促成的，也可以擴大來看，是民主政治有嚴重缺陷，民眾的權益無法透過正式的管道獲得保障，問題嚴重時即可能訴諸於群眾抗議的方式。退伍軍人自謀生活的問題更是很久以前種下的因，目前只是結了這苦果而已。雖然政府有許多計畫和措施協助榮民，但是，退輔會的政策與作法並不健全，所謂的榮民事業也有偏離原有目標甚至有嚴重的扭曲與缺失。再加上，當戰士授田證等政策遭嚴厲檢討時，有關單位態度仍嫌僵硬，沒有彈性。於是，在不當的政策與制度下，抗議的種苗乃愈養愈肥，終至成形。集體行為影響大眾關於群眾的集體行為，在去年一年也對大眾產生很大的影響，並且還相當嚴重地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及公權力。說起來，這類問題很少人會覺得陌生，例如大家樂加上飆車像狂潮般，又像瘟疫般席捲全台。一般民眾即使不參與這類活動，也很難不受它們的影響。這種集體行為的發生固然不會和政府的政策與施政無關，但它和民眾的日常生活的安排以及深層的價值和信仰間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其成因錯綜複雜，不易加以釐清。也因此，在問題的解決上不但頗費周章，甚且會造成當局一籌莫展。換言之，這些問題的產生不但是長期制度性缺陷的展現，也可能是對既存體制的另一類型的反叛。如果，將這類現象視為民間社會力的一種表現，則其產生的威力可從大規模的民間宗教活動中體驗到。這種民間社會力量不盡是理性的，正面的。有時看起來有積極的社會作用，但實際上卻又有極負面的功能。民間宗教力與大家樂的結合就是最佳的例證。邁入民主必然陣痛去年在開放的潮流和趨勢下，各種群眾集體行為現象可說是層出不窮，也成了去年社會變遷情勢的基調。就共同的成因而言，長期扭曲及封閉的系統化及其制度性安排應是主要根由。當前頻繁的群眾訴求事件等雖然令人有些感到混亂與不安定，但是這也正是邁入民主社會必經的陣痛過程，只要朝野以理性的態度奮力而為，我們實不必過於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