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嚴之後，好像什麼都可以開放，只要開放就可以解決問題。賽馬可能成為開放的第一種合法的賭博。

　　在半封閉的威權性的政治社會體系裡，掌權執政者傾向於儘可能對人民加以管制，我國官員更習於為管制措施尋找道德性的基礎。在過去，政府禁賭、禁舞、禁色情，有關單位也禁報、禁書、禁雜誌。在報上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查禁的字眼。在和人們休閒有關的活動上，當政者特別喜歡戴上有色的道德眼鏡來觀看並擬訂政策。賭博和色情當然是絕對違反道德規範、破壞社會風氣的勾當，自然應該一律禁止。

　　可是，禁了幾十年下來，賭博猖獗到令政府部門束手無策，色情也氾濫到讓官員不知所措的地步。顯然是，愈禁愈多，愈禁愈沒有規範。政策不只無效，反而有助長的嫌疑。問題本身不只愈來愈嚴重，甚至成了難治的沉。

　　目前，總算擬訂政策的官員心態開放多了，去除了泛道德的色彩，對許多活動都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如今，對具賭博性質的賽馬活動也準備予以適度的合法化。這種能面對問題的務實做法值得肯定。不過，開放並不是唯一的最佳策略。開放更可能衍生出其他的問題。尤其在庸俗化的大眾文化佔盡優勢的現代社會裡，開放可能帶來工具理性的過度擴張，因而使人類追尋終極價值的情操與動力受到很大的傷害。換言之，我們歡迎開放的政策，但我們也不願見到社會大眾沉迷於賽馬或大家樂的賭博活動中。相類似的，開放舞廳、開放選美等也都有相近的負面效果。

　　台灣社會發展至今，開放的路是一定要走的，但是我們也應及早正視我們尋求發展的終極目標。基於此，政府在文化及休閒政策上，實應做更富前瞻性而又落實的規劃，而不僅僅是以開放措施來反應民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