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21次委員會會議就中時集團涉及之跨媒體議題，決議「此議題深值委員會未來加以重視」，現在就是當年的「未來」，通傳會就應該「加以重視」，不能再推給未來。此案的當事人重施故技，辯稱只是變更公司負責人，與跨媒體經營無關。旺旺集團在聽證會後放話說為什麼余家可以，蔡家不可以。余家之所以可以，其實就是三年前通傳會只處理負責人變更，而沒有處理跨媒體經營的結果，這個決策本身就有問題。

在聽證會上，中天和中視的代表一再咬定只是變更公司負責人，大部分發言內容都雜亂無章，更不理會聽證會揭示要討論的跨媒體經營問題。雖經聽證會主持人，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彭芸主委，多次提醒發言要切題，這些業主的代表多置之不理。

跨媒體經營已經對國內傳播界，對整體社會，乃至政治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事實上，中時和東森媒體集團的興起與衰落就已充分顯露了跨媒體經營的嚴重問題。

中時本業經營遭遇困難，其負責人卻以個人名義跨媒體投資，不但沒有解決本業的問題，甚至拖累本業，嚴重傷害忠誠工作的媒體工作人員。究其根本，就在於媒體集團企業負責人以危險的財務操作解決問題，而不是真正想做好媒體事業。

東森集團盛極一時，但是經營媒體只是為了「利」，其負責人王令麟經營媒體理念是「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Show me the money！」「當一個新聞不能賣錢時，這個新聞是不值錢的。」「全世界媒體絕對沒有文化人在做，文化人做的都失敗」、「媒體要的是什麼？刺激辛辣，不然沒有人看。」東森跨媒體經營衛星電視、有線電視、電台、報紙，東森集團更是跨業經營，涉嫌違法，嚴重影響台灣媒體和社會。

就旺旺集團或是蔡衍明個人收購中時、中天、中視，跨業進入跨媒體經營的問題而言，我想先從余紀忠先生和蔡衍明先生前後兩位集團事業負責人來做一些比較：

余紀忠親自主導主筆會議，重要時刻並親自主稿中時社論，對台灣民主化有重大而具體的影響 蔡衍明也親自主持中時主管會議，提出報紙言論及編輯方向

余紀忠先生是一個報人，是一自許為知識份子的媒體人，有思想，尊重知識，氣度恢宏 蔡衍明是一個商人，一直想用金錢購買媒體，主張學位無用，是反智的。

余紀忠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時刻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中時整體的努力促進了台灣整體的民主。 余紀忠相信，新聞工作者的職責一如知識份子，除了傳遞訊息、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之外，還要設定並捍衛一套文明進步的價值體系，為促進文化的提升、增進人民福祉盡一份心力。 余紀忠堅持「全力推動民主政治」「對政府改革腳步的遲緩，加以督責批評」 「採訪要力求公與平，不聽片面之辭，要採證求信」

1958年行政院提請立法院修訂出版法，余紀忠領頭反對。 1980年中時以大篇幅版面完整報導法庭訊問及答辯過程。 1987年9月28日黨外人士成立民主進步黨，中時刊出近千字的報導，是唯一刊出民進黨成立的新聞媒體。

蔡衍明也已清楚地表示要以媒體介入政治，整體的方向可能對台灣民主產生不可預測的乃至負面的影響 要求中時「不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因為「公司老闆不好，你應該做的是離開公司，而不是批評老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來的老闆，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批評」。（不知道總統不好，大家是否就要離開這個國家）

我已找人規劃推出中國旺報，但我對提出的幾個版本不滿意，包括走向、定位都要再改。

與其等著被其他媒體罵，不如自己買下媒體針對不實報導罵回去。

在兩岸關係上，余紀忠提出 大陸方面承認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需要，採取外交休兵，停止打壓；台灣方面取消戒急用忍政策，開放三通，進一步加強經濟合作。…雙方建立善意的互信機制。…簽訂兩岸和平協定。 確認台灣擁有主權、尊嚴、民主與安全的具體需求

蔡衍明則認為： 今天的形勢，臺灣是不得不跟大陸統一啊！這是講坦白話，你們去看看大陸的管理制度，大陸要不好，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審視中時創辦人報人余紀忠和收購中時的商人蔡衍明有關經營媒體的言論，以及兩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主張，不由得感嘆余紀老走了，中時也就死了。在賣給旺旺那一刻，中時集團也就真正成為歷史。更令人傷感的是，余紀忠「提筆為時代」（這是余紀忠口述歷史性質的傳記的書名），而他那些留在中時的子弟兵卻「屈身委財團」。尤其是中時集團的高層在旺旺收購後被延聘擔任要職，屈從於新老闆旨意，幾乎完全沒有一點余紀老那種報人那種知識份子的氣慨。

台灣媒體亂象紛陳，成為社會主要的亂源。根本原因之一在於自從媒體開放以來，台灣的媒體數量多而規模太小，很難有足夠資金來製作真正好品質的節目。各家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確實急切地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但是政府對公共媒體無意積極支援，商人投資媒體也多著眼於獲利。具有實力的財團投資經營媒體，應該是改造媒體的契機。然而，財團對媒體經營的認知還只是謀利，對媒體本人沒有什麼概念和理想。更麻煩的是資本家收購經營媒體，多半在霸佔媒體，控制言論製造新聞。

（刊於新新聞第1158期，2009年5月14日—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