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王永慶和趙耀東都對台灣整體的發展提出了他們很鮮明的看法，王永慶說制度健全和法制清明才能提供正常發展環境，趙耀東說台灣忽視文化，倫理道德退化，正走向可怕，黑暗與滅亡。 兩個老人對台灣都有很深沉的憂慮，也都有嚴重的批評，但是一個是充滿活力往前看，另一個卻是滿腹牢騷，眼前一片黑暗。 趙耀東在高雄的演講中指出台灣經濟成就非凡，但現在社會亂，政治更亂，君不君臣不臣，正走向滅亡。推究原因和責任，說是他們老人過去努力只為經濟，忽略了精神層面。照他的意思，錯在他們，錯在當年，那麼他到底在指責什麼呢?他還是在訴諸於德治，其實，這不也正是執政當局幾十年的老政策? 國內許多問題乃至弊端還是因為制度出了問題，才使得制度裡的人也變得不像樣。 就以最近幾個例子來說，國民大會在制度上就是極錯誤的設計，國大代表就根本不可能會有什麼好的作用和形象。 新黨初選搞得亂七八糟，也是在倉促中以初選來動員造勢，而根本就沒有用心去規劃初選的制度。最後警察大學舞弊案不是一人兩人搞的，也不是今年才有，整個考試制度竟受制於一個搞電腦的人，仍然是制度沒有建立的關係。 趙耀東也沒有全錯，一人一黨之私確實對於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有很大的阻力。不論是大至修憲，小至一般決策，國民黨主導的制度改革多半會充分考量政黨，乃至少數人的政治利益。 國大，新黨初選，甚至警大弊案都是如此。可是，我們去要求甚至去譴責一人一黨也是沒有用的，只有當批判的力道夠了，改革的力量聚合得夠強了，從制度面入手才真正能有所改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