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五月的臺灣是很政治的，今年又有一些重要的新的狀況發生。先是月初民進黨主席人選確定，接著是李登輝總統出國做跨洲訪問，回國後又不顧政府體制前往國民大會聽取國代意見並做回覆。所謂的鎮長稅的問題在中央政府和國民黨中常會大力攻擊打壓下，風波愈來愈大，而效法的鄉鎮積極進行，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上的衝突已明顯表面化。關於核四電廠的興建，反核運動者先推動了公民投票，後來又舉辦反核遊行活動，政府則一再表示非建不可，所差者就只在溝通。在這個月還有反性騷擾遊行、為老年年金民進黨展開抗議請願活動以及文大美術系學生罷課法官自治運動請願。

　　這五月臺灣的政治風貌，從這種種事件中可以看出，多是政府部門調適不良，甚至落後社會需要太多。連國家的基本大法，到現在不但沒修好，更是問題叢生，對國家體制國民黨不定性卻有定見。政府和人民都不知遵守什麼基本的憲法原則，或者就毫無顧忌自行其是。其他的諸多現象，大抵也是如此這般的亂。財政收支劃分辦法還未進行合理有效的調整，上級政府碰到所謂的鎮長稅，除了恢復戒嚴心態揚言依法處理外，別無良策。政府對核電廠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卻無良方去說服民眾。對法官獨立的尊重一向也是在官方被完全貶抑，政府高層到現在也還沒有充分的認識。至於學校裡的性騷擾和對學生權益的忽視，事後又多無法以對，也明顯地暴露了大學行政保守霸權的習性依然很盛。

　　李登輝以總統身份率團親訪中美洲及南非等地，其在我國外交上所造成的影響很大，以至有人以超級外交官相稱。以目前我國的外交情勢和經貿實際處境和實力而言，李總統跨洲訪問自有其重大貢獻，只是這個效果還有待以後檢證。然而，李氏在訪問回來後所產生的國內政治效應是我們應該深入了解和分析的。

　　李登輝能在今年上半年兩度出國訪問，可能顯示的意義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李氏出國時間並不算短，這個舉措本身就顯示了政府和政局已穩定到李氏可以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換言之，李氏已不需面對國民黨黨內鬥爭而憂懼權位的喪失。二、出國做了超級外交官回來，聲望更為上升，在旅行中對中共說了些狠話，李氏的權位更為鞏固，在政治上，尤其是對民主化的影響必將更為顯著。

　　就國大修憲而言，李登輝以總統身份親臨會場，聽取國代建言，並做答覆，其中許多涉及到行政部分的權責。不論在形式上或是實質上，李登輝的做法顯示了憲政規範殘破而又被恣意破壞的事實。在實際效用上，李登輝這樣做或許收攬了許多黨籍國代的心，對國民黨修憲版本的通過有利。然而，總統先生如果不能真正釐清政府體質，而對國大存廢又不能跳脫相互利用的模式，則李登輝對憲政體制的重建將會留下污點。

　　至於實際的修憲工作，大體上已引不起民間的興趣。因為修憲早已亂了章法，人民的信心已消失殆盡。今年的修憲就是再荒腔走板，許多人已不會在意。

　　關於所謂的鎮長稅和核四廠的興建，在這五月下旬引起廣泛的注意，表面上看起來是行政院和國民黨中常會等對汐止鎮長連續的撻伐所造成，以及貢寮公民投票反核四吸引媒體注意的緣故。但這兩個重大事件，實際上顯露了政府在財政規劃上壓縮地方政府，而目前又對地方財源的開闢遲遲不能提出具體有效辦法。關於核能電廠的興建，政府也只僵硬地堅持，而對電力的開發也提不出好的有前瞻性的計劃來。這類的衝突在政府欠缺因應能力的狀況下，將會持續發生，因為所涉及的與人民安全與公共服務有關。在這兩個事件中，值得工商界人士特別注意的是，幾個重要的工商團體都站在政府這一邊，大力譴責地方政府。這顯示工商界，尤其是重要的工商團體，仍然以本身的利益為考量的重點，在思考模式上仍然停留在戒嚴時期，只有在行動上卻學會了請願。階級利益和政黨政治結合，即使短期還會有利，長期以往就很難說了。

　　在五二二、五二九遊行，文大學生罷課，民進黨發動老人抗爭諸般狀況時，政府也決定縮編專門處理群眾事件的保一總隊，因為群眾現象相當平和。這樣的發展雖然在表面上多少展現了逐漸成熟的民主化成就，但是在實質上，也非常值得警惕，因為有許多不當的威權式的支配乃至壓迫依舊存在，例如文大當局和幾個處理性騷擾的大學當局以及教育部官員都還不能適應新的民主時代的來臨。

　　五月的臺灣是整個政治現象的切片，各種事件背後都可發現一個共同的病徵，即支配者在民主化過程中進退失據，幾乎無法有效解決所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