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的縣市議長副議長的選舉引爆了空前的反賄選風潮，到三月底為止，檢方幾乎在全省各縣都在進行調查，並已在幾個縣起訴了若干人。從檢察當局、法務部、行政院、立法院、兩大政黨、傳播機構到社會大眾都對在不同角度和處境下，在這個大風潮中有所行動和反應。就實際的影響而言，民眾對這一波反賄選的查緝工作和後續的司法審判有著很高的期望，但卻也有著很深的雷聲大雨點小的疑慮。政黨的處理和因應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國民黨在飽受批評時，進退維谷卻又一再曲意辯解，民進黨處理明快但也遭到反彈。檢察當局雖然受到民眾的支持，但也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辦案的公正性與效率是否通得過檢驗也還有待觀察評估。

　　公職選舉之所以有賄選，不僅是一個複雜的惡質化現象，而且與執政黨長期執政及往後持續執政有密切關聯，若要澈底解決必須要痛下決心不畏犧牲才可能奏效。關於政府、執政黨和地方派系及利益集團之間的互利共依糾葛，不論在學術研究或是一般政治分析中論述甚多，在這裡，本文特別側重中央與地方關係和政商關係的探討。

　　從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看，賄選問題乃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相扣連的病態政治生態的一個環節，而賄選與反賄選則又顯示都會群眾和地方民眾間之政治性格差異，更顯露了都會中產階級與地方實力人物之間相對的狀況。在這樣的政經結構中，國民黨是始作俑者，而民進黨則在發展地方勢力過程中在做痛苦的抉擇。

　　賄選這個環節主要是在確保掌控地方政權，在選後則利用各種方法謀取更大的利益。就地方而言，議員們主要是靠土地、包工程、包攬生意、甚至包娼包賭來賺取暴利，在這次抓賄選的風潮中，又有販毒走私槍枝的傳聞。對於賺取這類不當利益，為什麼中央的黨政領導階層不但不加取締，相反地還有縱容的心態，這是因為地方乃是中央的樁腳，必須以這種利益來籠絡。否則上層級的選舉得不到支撐，就是連中央的黨政領導都會失去依靠。

　　比較微妙的是，在三十多年近四十年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主宰一切成為長期的執政黨，那麼為什麼國民黨提名人還要賄選。這就牽涉到兩個特殊的政治社會現象。其一是國民黨雖然一黨獨大，但一直有無黨無派的出來競選，其比例有時還高達三成，賄選就成了獲勝的手段之一。其次，所謂的走路工乃是在地方派系勢力的基礎上所表達的意思，是一種社會惡習。演變到後來賄選就成了穩住選票的必要條件，但重要的是這又不是充分條件，於是就愈搞愈大，可以說成為競選者和執政黨所不得不吸食的毒品。

　　民意調查一再顯示民眾非常支持反賄選，但調查單位沒有說明城鄉間的差距。依我個人的看法，都會地區的民眾，尤其是臺北的中產階級是反賄選的重要民意基礎，而在地方上則有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再加上派系的作用，地方精英對賄選有著不同的看法和立場，可能比較不那麼強烈地反賄選。至於一般地方民眾則更在重重社會關係網絡的牽扯下，本身就成了賄選的支持者。否則若地方民眾反賄選，就不會被買票，或是拿了錢也不會支持送錢的候選人，但事實上地方民眾把票給賣了。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執政黨中央和地方不正常掛鉤的惡質關係，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城鄉民眾，尤其是精英份子間的相對差異，換言之，一邊是形成與支撐賄選的力量，另一邊則是反賄選。本來政府在國民黨控制下，長期以來是賄選及其他惡質選舉現象的支持力量，但在解嚴後，檢審機關有愈來愈能獨立的趨勢。也因此，查辦賄選在都會民意的強力支持下終於在九０年代有所進展。不過，反反賄選的力量並不曾瓦解，甚至有強韌的反撲潛力。民進黨的處分案所引起的反彈就是很好的說明，國民黨比起民進黨來說，反彈所造成的嚴重情勢就更難以估計了。

　　無論如何，既然民主是必然要走的路，所有嚴重妨害民主的重大惡行就必然會被消除。賄選終將會不見容於日漸民主的臺灣社會，即使這次反賄選風潮中掃除不盡，在可見的未來也必定會被汰除。在地方上如此，在中央也會如此。在這樣的演變情勢下，不論是中央或地方的政商關係都會因應而產生變化，這是工商界必須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