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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政情令人喜憂參半
　　在新春的政治裡，李登輝總統的東南亞渡假外交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國內，則民進黨面臨了攸關該黨和國內整體政治的發展的重大改革難題。立法院新會期開議後，質詢方式在政黨間爭議不休，行政院的立場有重大影響，這種狀況涉及了基本體制問題，連同總統聽取政府預算報告及行政院長副署權問題，甚至總統出國的身份與職權，則重大的政治體制問題在新春已萌發了出來。二二八這個臺灣受創傷的日子又到了，各種活動也持續展開，然而在政治和社會文化意義上還顯得空泛乏力。此外尹清楓案的膠著與李慶珠案的落幕，也各自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值得注意。
　
　　關於李總統渡假外交，幾乎沒有不叫好的，連常常嚴厲批判李登輝的報紙也十分肯定其成就。一時之間李登輝的聲望幾乎漲停板，不過若落實地去評估渡假外交的效益，恐怕大家必須像李總統那樣，要謹慎務實一點。就外交而言，得失之間還不易評估，最近已經有國外的評論提出，中共派副總理朱鎔基訪問日本，而細川也將在三月間訪問中國大陸，就是在制衡李登輝的渡假外交。不過無論中共如何反應，全國上下不分朝野都期望政府在外交上要像渡假外交那樣積極，則終將對我們是有利的。所以在外交上，得的可能還是多一些。在經濟上，不論是從所謂的雁行理論或是國際經濟關係來看，能主導出一個積極而成功的南向政策可能性是很高的。這主要是亞洲區域經濟在全球結構性變化中，有其發展的潛力和特色，而臺灣的經濟地理位置十分特出，應該在亞洲經濟發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如何在真正合作的基礎上，摒除以往西方乃至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精神，應該是政府和企業界要用心努力去，以達到兩利的結果。
　
　　總統東南亞一行實際上也引出了國家政治基本體制的問題，在方面比較未受到應有的注意，這是因為在外交上的突破是眾所迫切期待的。可是若將相關問題和修憲的課題，尤其是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問題連在一起，並考量連戰前次東南亞之渡假外交，再細察行政院對立法院質詢方式的有所堅持，則政治基本體制問題的嚴重性就很明顯了。總統是國家元首，但總非最高行政首長。以東南亞之旅而言，總統帶著行政院所屬的外交部長和經建會主委等官員，其間關係及其應有的分寸就不容易掌握，也無合理的規範。這和總統聽取行政院預算編列的說明而有所指示一樣，是很成問題的。與此相關的種種重大基本體制問題，由於先決定總統直選而陷入混亂不明，甚至矛盾叢生的局面，我們必然會因此而付出極大的政治和社會代價。朝野政治精英應對這個狀況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做法。
　
　　二二八確實是臺灣所有人痛苦而重要的集體記憶。政府在經過好多年來自民間的衝擊後，現在已經比較能面對問題。行政院長與眾官員在立法院肅立致哀已經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難事，而總統與受難者家屬的對話也比較有意義。這種情勢和當年行政院長說滿清入關殺人也沒有道歉和總統說不要往後看把二二八忘掉，實在天差地別。然而，二二八對整個臺灣所應該有的政治社會意義到現在還未成形。如何將這段令人悲痛的歷史昇華成為有積極意義的臺灣精神文化，如何避免政府以統治者接收並消融了二二八的民間資源，當是重要的工作。至於受難者家屬團體間的衝突也消耗了二二八所蓄積的民間力量，若干非理性而又只訴諸於仇恨的做法更難有什麼積極的意義。
　
　　最後，在二月間，從十二月拖下來的尹清楓命案仍然沒有被偵破，在新聞熱度因為沒有任何進展而消退的狀況下，此案恐怕難真正了結，可能又成了不了了之的懸案。這說明軍方這個黑盒子果然問題多而麻煩，對臺灣未來的發展有相當不利的影響。至於李慶珠的案子，考試院在各方壓力下，又由於事實認定明確，終於有了結果。考試院以後在不受政治和行政干擾下獨立運作的可能性因此案而得以提升。但要去除長期以來的政治影響還得有積極的作為才行。
【1994-02-27 / 工商時報 /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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