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美國大選中，富商斐洛對兩大政黨形成很大威脅。姑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他至少有他獨自在政經方面的見解和主張，更重要的是他肯花錢出來做事，而不是選上總統後再來為自己賺更多的錢。相對於此，臺灣的工商鉅子在國民黨十四全會中毫無掩飾地表現出另一種政治性格，為了想當中央常務委員只見惡形惡狀，根本沒有提出什麼像樣的政經主張，事後的反彈只顯露了和國民黨之間很不正常的利益關係。斐洛雖然沒有當選，但卻也贏得了尊重，柯林頓的政策中也多少有斐洛的影子，然而臺灣的富豪中常委落選後，不只失去了權力，更為民眾所輕蔑。

　　除了工商鉅子外，在國民黨十四全會中，工商界人士就大舉爭奪黨內的權位，不少工商界出身的民意代表也參與角逐。暫時不論選風之敗壞是否與工商力量的介入政治權力競逐有關，但就其所顯現的政商關係而言，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發現這是臺灣政治民主化不能積極有效開展的癥結所在。因為，企業界基本上還是為了本身的利益來爭取政治資源，以為進一步事業開展的籌碼，金權政治的根由也就在此。時至今日，官商勾結已是舊的招式，而直接間接進佔政治權位變成更流行的策略。在執政黨因民主化而必然衰落的趨勢下，國民黨又亟須利益與共的力量協助固守政權，企業界，尤其是不當圖利心重者，就急著要跳上了政治抬面。

　　在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裡，企業力量介入政治必不可免，但也應有一定的規範和基本的倫理。不幸的是，臺灣在近四十多年的戒嚴威權統治下，由於執政黨與資本家的親近與相互援引，使得應有的規範和倫理都付諸闕如。再加上在一般法令規範上也是如此。有辦法的就鑽營勾結黨政勢力，取得可觀利益，再在選舉和政治行動去支援執政黨，甚至包括大量競選經費的不當提供。到了解嚴後，社會力多被釋放出來，原來就佔有政治上優勢的工商界，又有雄厚的財力，於是更大舉爭奪政治權位。在去年監察院和立法院副院長改選引發了大眾對金權政治很大的憂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今年國民黨中委及中常委的激烈競爭則又是一場金光閃閃的群戲，看得尋常百姓心驚不已。

　　臺灣的企業界於最近幾年在政治上的表現，除了西瓜倚大邊式地與國民黨結合外，當然也有些企業界人士已考慮到民進黨日增的政治實力，少數工商界，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也同情或支持新興的社會弱勢力量。然而，其中主力還是在與利益攸關的政商關係的營造上。在組織上，許多重要的工商界第二代資本家和青年企業主在國民黨主導下成立新的組織，發揮相當大的集體力量來建構有利發展的空間。在政黨政治逐漸形成之際，而執政的國民黨在內外變遷的衝擊下，又有分裂與衰敗的危機，企業界與政黨的關係必然面臨新的變局。如何在尊重民主政治原則的前題下，工商企業界有所為有所不為應該是值得深思、考量和調整的。

　　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裡，最根本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而具前瞻性的建立才是企業發展長久而牢靠的基礎。但這也是大多數企業界人士最忽略的。雖然在立法和政策制定過程中，業者近幾年來也多積極參與，並企圖有所影響，而實際上也常常發生作用，可是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還多半偏重事業利益的取得和保障，為公益乃至為民主制度奠基的大約是鳳毛麟角，很少見的。工商界為謀求正常甚至不正常的經濟利益，不太能真正關心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對臺灣未來各方面的發展恐怕也會有相當影響。

　　工商企業界是社會的重要部門，自然不能脫離政治，甚至更應該積極參與政治。但是目前臺灣的企業界既未有正常積極的民主心態來參與，更未能擺脫戒嚴時所養成反民主的威權性格，因而只會以舊式的忠黨方式以財富大力而不當地支持執政黨，然後企求獲得利益上的回報。這樣的政治性格，在民主化過程中，興起了金權政治，妨害民主政治的進展。不過，這種顯而易見的異常政治性格終將因民主化的進展而受到批判和矯治。企業界人士應該自己有效反省，而能恰如其分地在民主政治上扮演正面而積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