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信案、江南案、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和連續的礦場災變激起了強烈的信心危機。在「鬱悶焦躁的這一年」的長文裡，我從政治、經濟和教育體系的發展對這個危機進行分析，在結論中指出：

　　「為今之計，執政當局應該克服最後的心理障礙，逐步解除特殊的政治結構性限制。其實，各階段及部分性的成功己為台灣塘累積了足夠的潛力配合當局解除該項限制。以當前狀況而論，我們若在中央及省級民意代表職權的行使上充分依國家法律予以尊重，建立真正公平的競選規則，逐步調整並建立政黨政治，國家社會由此而可獲致活潑的原動力，許多困境也就不難突破。如果我們仍然對於解除這種政治結構性限制有所疑慮和猶豫，縱使每年都召開政治革新會議也將難以突破重大的危機。」

　　講這一段話已經五年了，解嚴也都三年了，然而政治結構的嚴重缺陷卻並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為了選正副總統，問題全然暴露了出來，危機湧現，民情沸騰。但是，正副總統在萬眾都不認可的狀況下產生了，我們現在只希望執政當局以贖罪的心，儘速有效謀求體制的澈底改造和政經的根本革新。

　　國是會議暫時有效地吸引位並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緊張局勢有所紓解。但是危險的是，若執政黨還沒有澈底的覺悟，把國是會議當作緩兵之計，對政治結構的根本變革和重大政經革新只做出消極的因應，恐怕危機將更深刻化，對國家的發展再度造成傷害。

　　解散國大和廢除臨時條款不只是學運的兩大基本訴求，也是大多數民眾的期望，更是開展真正民主政治所必須立即完成的基礎工作。只要有這樣的國大，這樣的立法院和監察院，再加上作為獨裁依據的臨時條款，我們就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執政當局的黨政高官大言不慚的強調民主政治的成就也就近乎無恥。

　　在訴求解散國大時，我們並不要求總統在形式上下令解散，而是希望儘速善謀良策達到解散第一屆國大的結果。這樣一個龐然怪物差一點擾亂民主政治的進程，嚴重傷害國家發展的生機，若不是學生和民眾奮起抗爭，要靠軟弱而又投鼠忌器的國民黨來力挽狂瀾，大概會是凶多吉少的結局。學生在要求解散國大時，是在總統選舉之前，當然是在情急之下一項純正的呼籲和期盼，衡量政治現實，當時李登輝先生和執政黨是根本沒有膽量和智慧答應這項要求的。現在，總統也已經當選了，如果真要達到解散國大的目的，乃至國會全面改選，一定是有辦法的。不只法政學者早己提出了可行的方案，國是會議的目的不也正是如此。因此總統在與學生代表會談時，咄咄逼人的問法實在不很洽當，後來的散漫說詞也未能使學生和廣大的民眾信服。

　　為確定憲政體制改革的根本成效，政府應立即宣佈廢除臨時條款的日期及國會改選的明確時間表，將國是會議定位在積極規劃前瞻性政治藍圖的設計上。這樣才能積極促成健全的政經和社會的發展。如果，一定要在國是會議上才來討論如何處理臨時條款和國會全面改選的問題，恐怕很容易使期望高漲的民眾大為失望，再加增民怨，再為政局憑添不安和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