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連戰宣布向毒品宣戰，立即帶動了一波風潮。毒品為害個人和社會既深且廣，近年來吸毒販毒更成為僅次於賭博的重要犯罪現象，政府理應有效加以消除。然而緝毒戒毒由來已久，效果卻有限，近來連連查獲大宗毒品走私，又使問題的嚴重性更為刺眼。政府如何結合民間力量來有效扼阻毒品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危害，確實也是應該努力以赴的。不過，有報導稱，連院長可能因為民意調查顯示自己聲望不高，有意藉掃毒來提昇形象。如果真是如此，恐怕並不妥當。因為這本來就是該盡力去做的事，不宜做秀以求有功。更不恰當的是，掃毒看起來簡單，實則十分艱難。檢視世界各國向毒品宣戰的戰果，幾乎都不成功。連院長想以此立功恐怕是搞錯了目標。

　　在臺灣，和毒品有關的違法事件包括兩類，一類是煙毒犯，另一類則是使用販賣違禁麻醉藥品。前者犯罪人數在過去十年間增加了近七倍，而後者也增加了近六倍，是所有犯罪類別中，僅低於走私和賭博成長率者。雖說八十年使用安非他命被大量取締，使相關犯罪人口大增，但安非他命的流行也不是禁了以後才發生的，若拉長時間，即以過去十年的資料來看，再相對比較煙毒犯近七倍的成長率，使用違禁麻醉品的人口實際上確實在增加。於是，對吸食毒品和相關的犯罪情勢，政府也確實有責任來謀求有效的解決。但是吸食毒品是一種很特殊的「犯罪」現象，不只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它更是社會問題；這不僅是國內的問題，也有緊密的國際牽連。在過去，政府也不是沒有查禁遏阻。於是，連內閣實不宜掉以輕心，要掃毒就得好好認識問題，進行真正有效的行動規劃。

　　美國曾在一九七０年和一九八０年間多次向毒品宣戰，但多是屢敗屢戰的態勢。最近的一次大規模反毒品是雷根政府發起的，總統夫人南茜還積極領導，但除了秀了一陣子以外也沒有成功。此外，日本、泰國、澳大利亞、西班牙、英國、波蘭甚至蘇聯等許多國家都做過類似的努力，但多不能算成功。若再論及中南美許多國家，更是不堪聞問，在掃毒中受傷最重的竟是政府。掃毒為什麼會那麼困難，原因很多，並不是一時強硬的掃蕩做法可以奏效的。

　　普林斯頓政治系教授納德曼在一九八九年的論文中指出，美國以司法為主嚴厲的掃毒不但效果有限，而且花掉的經費數量急速膨脹。納德曼指出只有少數執法人員肯定政府的大力掃蕩會對藥物濫用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而國際的掃毒效果更是有限。然而，一九八一年起至一九八七年，美國聯邦政府反毒的預算從十億增加到三十億，而全美各級政府在一九八七年，一共編列了一百億的預算來掃毒，但是美國各地許多監獄裡毒犯都人滿為患。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在紐約州立監獄，毒犯人數佔了百分之二十，超過搶劫犯而名列第一。在佛羅里達州自八四至八八年毒犯增加了五倍以上。這都是在雷根政府向毒品宣戰後的情形。連內閣若真有意贏得反毒戰爭，應該深入了解為什麼美國總統在反毒戰爭中的做法和失敗的原因，否則以國內法制不健全、對事理又不明白、相關重要的配合制度與設施處處都比美國缺失嚴重的狀況下，要連戰皆告捷，恐怕不是像口頭宣戰那樣容易。

　　史丹福大學的藥學教授哥德斯坦從藥學、社會學及歷史角度也直指雷根向毒品宣戰的做法是無效的。任何有效的政策應該以降低需求面為主，再針對不同的毒品各自獨立考量來制定較平衡的管制策略。桑格孟州立大學的加汀納教授更強調雷根強硬的掃毒政策，即使在民眾強烈支持下，仍然是一種明顯的失敗。單單是茁壯的毒品黑市就使政府無法應付。布立契根據對美國一百一十一年反毒的經驗進行分析，甚至宣稱美國民眾吸食毒品並不因反毒法律和行動的增強而有所減少。

　　日本在戰後經歷了三波毒品的侵襲，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四年，日本戰敗後的廢墟悲情吸毒麻醉之風潮大盛，後來透過法律、治療和教育手段，才告紓解。第二波自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九年，情況較和緩，在法律上加以處置就告平息。但嚴重的是，自一九七０年以來，由於暴力也是暴利集團的介入輸入和販賣，而社會情勢的改變，使得各種扼阻手段都不能發揮作用。至今，日本毒品問題並未獲得解決。澳大利亞也在一九八七年發動全國反毒運動，但效果有限。根據一項調查，更驚人地發現合法藥物之使用所造成對健康和社會所形成的威脅，比所謂毒品，如海洛因、古柯鹼等，要超出很多。

　　澳大利亞的研究發現引發了現代醫療對民眾和社會的威脅問題，但並不能據此否定毒品為害社會的嚴重性。因為合法藥物的使用範圍廣而與大部分民眾關係密切。然而，不管怎麼說，各國掃毒運動或對毒品宣戰可說都不成功，為什麼這個曾經困擾清末民初中國的問題，如今經由更多不同毒品而施虐於二十世紀末葉的人類社會？顯然，要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必須要從「新的思維方式」入手始可奏效。

　　其間，最值得注意的乃是根本認定的問題。是要把吸食毒品行為入罪化（criminalization）還是醫療化（medialization）。在反毒運動中，入罪化已大體被證實無法有效紓解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吸食毒品者是被入罪的比例極高，而販毒者究竟是少數。有許多吸毒者本身也是受害者，入罪化而受法律制裁並不見得是有效而合理的手段。換言之，入罪化並不能真正幫助解決問題。醫療化原則上是比較人道，比較有效。但是，根據研究即使醫療化也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荷蘭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積極的參考。該國福利衛生文化事務部在政策上，不採取強硬的反毒戰爭的模式，也不採取極端的使毒品合法化的手段，而是在國民健康政策中，以正常化、醫療和防止為主來解決問題。雖然對毒品使用和販賣仍然會有法律上的處罰，但從社會文化入手的政策更能成功地解決問題。美國加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莫根教授等人，在對美國歷次反毒戰爭進行分析後，也呼籲以防制和教育取代禁止和壓制。他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重新界定為是由社會所引發的健康問題。意思是說，這是一個由複雜的社會因素釀成的對民眾健康產生威脅的問題。英國劍橋大學的本奈特教授更進一步指出，以知識為基礎的新思維才能協助建構有效的藥品政策。

　　掃毒，或是反毒戰爭，常常對執政者是一大建功的誘惑，實際上是一個大陷阱。從各國經驗來看，幾乎沒有成功的。不過，除了中南美以外，倒也沒有政府為掃毒不成而倒台的。也因此，儘管沒有效，政客們仍然樂意去做這種秀。在本文中，我們引用國外的研究來討論反毒戰爭的效果和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希望連內閣若真要掃毒，務必要以新的思維來建構相關政策，切勿以做秀或改善自己的形象為目的。

少年 32% 47(竊盜) 80 4.4 62.2
女性 326(1987) 933(1991)
累犯 20.9 28.4(竊盜) 其他都在百分之七以下
勒戒人數少成效不佳
虞犯少年 80左右 44
日本自1970年至今，仍持續居高不下，暴力暴利集團大規模輸入販賣；易得手，享樂找刺激，吸安年齡下降

強化國民心理衛生
強化親職功能
加強醫藥常識教育
加強管制藥物之製造與販賣
--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