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原本預期除了華隆案，不會有什麼大事。但是非常令人意外的，居然發生了所謂的獨立臺灣會四人被捕案，進而引發了比四月還壯闊的學運和各界反政治迫害的抗爭。這一波大約為時十天的抗爭運動，迫使政府當局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並釋放了被捕的四青年，長遠來看，一些具體的制度性的變革，諸如動員戡亂時期法律的修廢、情治退出校園和情治系統的調整、以及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保障等等，都將會在壓力下比較積極地進行。

　　四人案的發生以及所觸發的大規模抗爭，表面上看起來是政治問題，但是在運動的動員過程中，和此案所揭示的根本結構性的問題，卻也是社會性的。質言之，在國會的政黨政治自四月停擺至今，在四人案上面，國民黨中央黨部居然不知情，民進黨起初也沒有積極的反應，為四人案強烈表示抗議的並不是政治團體，而是學生和教授。尤其是清華大學由於研究生廖偉程在學校裡遭逮捕，抗爭特別積極而強烈。在後來，又有各界的陸續參與反政治迫害的運動。在五二Ｏ由知識界發起的反政治迫害大遊行，有三至五萬人參加，在遊行行列中有這麼多不同的社會團體，可以說是空前的第一次。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這麼多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性質的團體和個人都自發性地投入了反政治迫害運動？

　　在五月九日四人被捕當天，就讓許多人不但覺得錯愕，更警覺到事態的嚴重。其間，被捕四青年中幾乎代表了社運的各方面。林銀福是原住民，也是熱衷於原住民的運動的青年；王秀惠在社會運動方面是一個積極參與者；廖偉程則在學運和環保運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而陳正然與學運同學和社運人士都有往來，而他所經營的無花果公司主要的業務是電腦打字印刷，許多學運的文宣印刷都由這個公司經辦。調查局這次逮捕行動居然這麼湊巧，把民間幾股抗議團體的勢力都給一網打盡。也因此，所引發的抗爭就來自多方面。就學生部分來說，自去年五月以來，這次學生參與得最熱烈。先是清大學生在五Ｏ九當天就到臺北調查處靜坐抗議，接著各校響應，逐漸匯聚成強大的抗議高潮。知識界在警覺到白色恐怖再度來臨的深沈危機後，也群起抗爭。社會運動團體在近一年遭受當局打壓的情勢下，也在這個抗議行動中積極抗爭。甚至連婦女界也都主動而自發地出來反政治迫害。在遊行當天，最令人感動的除了婦女界外，就是文化界，如臺灣筆會一些老作家，還有白色恐怖受害者團體更是令人動容。總而言之，雖然相對於被執政黨長期社會化的大部分人口而言，三、五萬人確實是小數，但是五月反政治迫害運動所展現的民間力量卻是相當巨大的，因為這些上街頭的民眾是有思想的，是追求民主改革的主力。

　　在各方抗爭力量快速匯集的過程中，學運和社運各自又有了分合的困擾甚至爭執。這種情形一方面有其長期的根源，另一方面卻也顯現了運動過程中競爭的惡化。更重要的是，在平時的發展上，在臺灣特殊的政經結構，和民眾保守而知足的心理閾限下，社會運動包括學運並不能有積極而顯著的效果。在政治整體結構極為殘缺的態勢下，即行政系統跛腳乏力、國會不但未能健全而又有新的金權政治的隱憂、司法改革欲振乏力、而政黨政治的運作在短期內難有積極效果，社會運動應該有機會成為促成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不過，這也還要看社會運動團體能否在適當時機結合起來形成實質的有影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