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爭辦亞運所引起的南北衝突，在沒有其他重大新聞的情況下，這一個多星期來成了矚目的焦點。南部政治人物跨黨派譴責重北輕南政策，對於主辦亞運雖不一定有翻案成功的機會，倒也成功地讓南部受到重視。於是，民進黨有人建議將中央黨部南遷，國民黨也要去高雄開中常會。

　　就北高兩市在爭取主辦亞運的過程來看，高雄市一開始就很認真，也以實際良好條件說服了奧會執委，而相對的臺北市先是掉以輕心，後來又惡形惡狀，利用高比例的北市委員人數，全力爭取。在翻掉執委兩次決議後，台北只以極小差數獲勝，引起南部乃至大部分輿論的不滿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南北的衝突只是這樣麼？顯然不是。近的來說，吳敦義幾個月前哭訴，去年新黨在高雄演講不成，土地稅的爭議都和南北差異和衝突都有相當大的關係。同時，若說南北差異大，就這樣吵得不可開交，那麼東西差距不是更大，為什麼就沒那麼嚴重呢？其間情況顯然不是表面這樣單純。

　　反對黨說南部是民主聖地，國民黨過去兩三年政爭時，主流派也多喜歡拿中南部，尤其是南部的所謂民意和地方勢力做為重要的奧援。於是，在意念上，就形成了南部和臺北很不相同的說法。這種說法已經成了南部輿論的相當強的共識，是臺灣政治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現象。不過，如仔細推敲這種心理形成的原因與經過，恐怕和政治人物過度利用地方支持中央的戰略有密切關係，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大約還是李登輝。政爭時中南部議長的勤王是一個很重要的籌碼，在土地問題上也是以挑起南部敵視心理為主力之一。相對的，民進黨也喜歡在高雄開闢第二戰場。南部意識形成顯然是有緊要的政治基礎和政治意義。

　　在爭取主辦亞運事件上，臺北市主事者先前很不認真後來太過囂張，很可能是錯估了情勢而以為市長是當今紅人可以為所欲為。這其中，最高當局對不受民意肯定的臺北市長過度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北高兩位市長說明時，黃大洲表現實在很差，言詞含糊，而北市教育局長從一開始失利到翻案成功後，所表現的是一付蠻橫發飆的凶悍姿態。其勇氣一部份是個人習性使然，另一部份大概多少和市長總統這條線所產生的心理作用有關。其最近對張豐緒的咆哮，若考量到張豐緒在當前國民黨政治生態的位置和立場，大約就很耐人尋味了。

　　站在社會公平的立場，我們當然非常贊成地區間的均衡發展，朝野不只要重視南部，也要重視東部和中部，更要拉進城鄉間的差距，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政治力，尤其是不當的政治力的扭曲和利用。臺北市官員以這樣的精神和方式搶到主辦權的做法正是最壞的榜樣，是應澈底加以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