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信案看起來早已遠去，華隆案漸漸淡化，而長榮航空的事也將落幕，然而細察這幾個月企業與政治糾葛的案子，臺灣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倫理和體質顯然還是很不健康的，對整體社會政治的發展有極其不利的影響。在調查局獵漏聲中，李總統也表示最痛恨金權政治，郝院長也一再聲稱自己絕對與任何企業沒有瓜葛。在絕大多數民眾都對隱然成形的金權政治有很深的疑慮時，立法委員們卻肆無忌憚地在進行如火如荼的代理人戰爭。不可諱言的，當前企業的倫理和體質是病態的，亟須企業界人士加以省思並改進。

我們有世界級的富翁，卻不見世界級的企業家，更不見宏大遠瞻的企業文化。我們有幫閒和講義氣的商人簇擁著黨政大員成立攪局的政治性基金會，卻不見真正有實力有規模的學術和文教基金會。我們看到企業界偶爾在義賣場上，用一百萬一百萬交差式地認捐，在政府首長邀約下承諾捐大筆的款，可是卻也難得見到企業家積極真正回饋社會的。我們只看到工商領袖迎合當道常有志一同來毀謗社運或弱勢團體，卻不見他們省思在社會政治發展過程中，自己有什麼嚴重的缺失。我們看到暴利之徒透過政府向暴力之徒挑戰，卻也沒有看到暴利之徒反思自己的暴利從何而來，暴力又為何而至。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企業在基本原則上強調功能理性，在運作方式上就在尋求效益。再加上臺灣社會裡一向強烈的功利主義的風氣和看似殘破卻又支撐暴利的法令規章，企業要不唯利是圖也難。更根本的，黨國資本主義又對整個經濟產生嚴重的扭曲作用，企業的倫理和體質就很不堪了。

在臺灣，早期的商人文化與官僚文化相互交融，孕育出吃花酒送紅包的惡習。晚近的企業文化又和官僚文化進行互相精緻的交織，政府的法制和政策制定的自主性逐漸降低，金權政治日益浮現。在這個複雜的過程裡，以人治為主的政治主宰力，以黨國不分，以黨的經濟利益為重的作法，使得企業文化和官僚文化受到根本的侵蝕和傷害。

企業階層和官僚組織在執政黨持續執政並力圖延續的前提下，彼此關係錯綜複雜，利害得失之間更是相當微妙。臺灣以經濟發展和實力自豪，企業又是掌握經濟動力的主要力量，執政當局為穩住經濟情勢甚至推動更進一步的發展，在主觀認定上就採取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策略。但是長久以來，在立法上怠惰，在執法上隨意，企業界往往又不知所從。有力者就透過黨政關係，予取予求；沒有那麼有力的，就盡其所能搭關係找漏洞，在立法怠惰執法隨意之間掙得生存的空間。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是簡單的勾結而已，而是制度化的安排。

在民主社會裡，透過定期選舉更換行政與國會體系是一個基本而必須的形式。然而，在臺灣選舉是非常費錢的，於是候選人若不靠自己的雄厚財力，就必須仰仗工商界的支持。同時，執政黨又大力介入，乃促成了臺灣特有而畸形的政商關係的發展。日本和美國看起來也有類似的情形。可是基本上的不同，是他們有一些有效的法律規範，使問題惡化程度減低，我們則有些不切實際又無法執行的法令，如選罷法有關選舉經費的規定，一直就使得政商關係相當曖昧，孕育了有利金權政治發展的環境。在民主化過程中，執政黨力量在衰落中，而政府的公權力又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企業又已非黨政力量可以掌握，因此矛盾和衝突在這一年多來也不斷發生。這樣的情況就使得政商關係更成問題，更危害到整體社會政治乃至經濟的積極開展。

當企業的倫理和體質有嚴重的缺陷時，企業界所展現的種種行為和對社會的影響就會出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在近年來，尤其是這一年當中，已快速浮現了出來，在民主化的過程裡，這種劣跡也日益刺眼。因此，企業界必須及早有所警覺，有所省悟，更要儘速改弦易轍，重創企業的倫理並改變企業的體質。縱然，我們可以振振有詞指出政府的相關缺失，但是企業界自己也有充分的能力在這方面從事積極的改善。其實，臺灣的現代企業能有目前的效益規模，也自有其正常生存的潛力，在摒棄不正常的政商關係後仍有足夠的發展空間。企業界擁有的財力自不待言，而其所吸納的人力、資訊和其他社會資源也非常豐富，若能在心態上認清企業的社會角色與社會責任，應該可以孕育出符合民主社會需要的企業倫理。最後，在這裡，我們要鄭重地呼籲企業界要自主地去改變自己的體質，不要以施捨和傳統的方式來從事消極的公益事業，而要開創主動積極的企業文化，進而促動整個社會的改革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