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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國代抗退

  連日來,老立委和老國代抗退之聲愈來愈引人側目。雖然,國民 黨有意以兩年三階段配合大法官會議二六一號解釋來完成老代表的退 職工程,然而就在老代表退職前,老國代還被賦予修憲的權力,目前 的姿態愈擺愈高,硬的不理,溫柔的軟的那一套也不吃。看樣子,為此全民得要付出不小的政治與社會代價,甚至還得為政治局勢的演變擔驚受怕,更使大眾對憲政民主改革的進展存有相當疑慮。

  老代表是四十多年前選出,早已無法代表任何民意,更和中華民國實有主權範圍內的民意相敵對。根據許多民意調查,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已成為大部分民眾的意見,這一年來的各項調查總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贊成全面改選,而多半只有不到一成的人不贊成。這種趨勢已經十分清楚,但老代表似乎根本不理會這麼明顯的民意。然而,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老代表擺出這種強硬的姿態,民眾雖多不以為然,卻也無可奈何,甚至也覺得無所謂。這是為什麼?從幾項學術調查中,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線索和解釋。這些研究發現和整體的政治變遷與改革有關,不竟然是針對老代表的問題而論。

  進行了好幾年,目前還正在進行,而且前途並不平坦的政治變革是臺灣最為重要的焦點現象。在過去五、六年間確實在結構上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改革尚未完成,但結構變動所形成的衝擊實是不容置疑的。根據我們兩次間隔六年的全台抽樣調查,民眾在政治態度上和疏離感方面的變化,不僅和結構的變遷密切相對應,更有極為值得重視的情況。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0年我們完成兩次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在以統計的方法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後,民眾在大部分的政治態度上在兩次調查裡有非常清楚而顯著的差異,大體上,臺灣地區的民眾愈來愈開放而民主,但大多數民眾卻仍然有著比較保守的心態。其次,民眾的無力感也愈來愈強。這樣逐漸開放民主的心態,加上日益增強的無力感,當是政治改革艱困而拖延的重要社會根源。

  具體來說,在六年前認為「政治方面的決定,應讓年紀大的人多負點責任比較妥當」的民眾有百分之三十九,到了一九九0年就下降到百分之十六,下降的幅度是所有態度題目中最大的,即高達百分之二十三。如此明顯而大幅的下降,應該和老中央民意代表該退不退有緊密的關係。民眾希望老年民代儘速退職,以澈底改善民主政治。但是老代表們卻一直延遲退職,甚至為著己耳的權與利,或是頑固而違反民主的意識形態,竭力抗退。民眾,包括比較保守的,已有了全面改選的共識。對老年人來管政治,乃至做決定已有近七成的民眾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其次,也有愈來愈少的民眾支持「一種言論或意見可不可以在社會上流傳,應讓政府來決定」的看法,從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四十六下降到去年的百分之三十三,大約少了十三個百分點。表示民眾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增加了。相類似的,民眾也不太認為「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從百分之七十降到百分之六十三,不過下降得並不多。同時還有大多數的民眾贊成這種說法,顯示了民眾在言論自由上還是相當保守,距離真正民主多元的境界還是相當的遠。至於結社自由方面,民眾的態度也愈來愈開放,但也還是有保留。在回答是否贊成「在地方上,如果有許多不同意見的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時,六年前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民眾表示贊成,而去年就降為百分之五十八,減少了百分之九。我們再次發現民眾的意見有明顯的變化,對結社自由比較尊重,然而我們也再度發現,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民眾在這方面還是比較保守的,即五成八的民眾會擔心結社的自由會妨害安定。

  從以上兩次調查所顯現的政治態度的變遷,總體而論,我們可以肯定民眾的態度已比六年前開放民主,但是,我們也發現大部分民眾的態度還是傾向於保守。這是臺灣政治變遷與政治改革的重要現象。一方面,這樣的態度變遷反映了結構性變遷與改造的特性,即表面上看來激烈快速,實質上又保守而緩慢。在另一方面,則又顯露長年威權統治所塑造的保守性格,雖歷經結構變遷的衝擊,卻還是民眾主要的性格。這種性格特徵往往又成了緩慢而保守改革的社會基礎。

  以上是就民眾對各種政治主張上的變遷進行分析,如果我們再來推究無力感的狀況,就更令人警惕到政治改革的潛在危機。在比較兩次間隔五年的的調查結果時,我們可以發現有愈來愈多的民眾覺得在公共事務上有無力感。例如有更多的民眾認為「公眾的事不好辦,所以最好不要插手」,去年比六年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同時,認為「一般公民也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的民眾卻少了百分之六。於是,在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民眾卻對政治有愈來愈強的無力感。這很可能是改革緩慢所造成,卻又是當前及今後消極緩慢改革的民意基礎。

  在另一系列的社會意向調查中,對於政治改革速度的意見,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發現,認為應該更快的一直比認為應放慢的多出兩倍到五倍半,顯示期望加快改革的民眾居於多數。不過,從一九九0年一月到九月,認為改革應更快的卻也從百分之四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證諸去年的政治局勢演變,這種下降趨勢並不是因為政治改革已加速,反而是因為當政者壓制延緩改革的結果。由於大多數民眾是保守的,再加上政府及主要媒體一直渲染解嚴後的亂象,並大力激發安定的需求,有稍多的人對政治改革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是可理解的。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認為改革應更快的民眾仍有百分之三十六,而認為該放慢的卻只有百分之十一。積極加速改革顯然還是多數民眾的期望。

  從這樣的民意變遷的趨勢,我們可以推論當前保守緩慢的政治改革有著大體仍舊保守的民意作為基礎,但是民眾的態度愈來愈開放民主,而期望積極快速改革的民眾也一直佔多數。政治領袖應有前瞻的眼光,確認積極民主化的方向,勿以保守民意的支持為保守改革的依據,加速進行民主制度的建立,化解政治危機於無形。

  新的威權甚至強人政治的可能性會增加,而民主化將再受到重創蔣經國以強人的身分與力量在從事國會改革時都有相當困難。何況李登輝權力基礎不是那麼穩固,而政治鬥爭的經驗與智慧又不見得 高明,今日落到這個地步也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李登輝一繼任總統就緊密拜訪大老,又說他只有上帝和蔣經國是他的智囊,而隨後的表現又不能和民眾相結合,聲望雖高,卻無法真正得到民心,使得政治改革,尤其是國會改革陷入很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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