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交通」非常的亂,已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然而政治「溝通」幾乎更亂,整個社會因而陷入脫序的嚴重狀況。最近幾個月來,政治上的爾虞我詐、權謀爭鬥,使得溝通受到極大的扭曲,各種大眾媒體好不容易才獲致的一些進展,卻在轉眼間大大地倒退。 執政黨高層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威權核心,在內部溝通上因為上下權威體系的運作,以及沒有民意基礎的權力的授受,溝通是不民主的,也是不平等的。與民眾的溝通,則更因真正合法性基礎的薄弱,和對大眾傳播媒體的強勢威迫,遭到極大的扭曲與操控。 雖然可能有明顯的個人因素,對溝通的扭曲和阻滯有所影響,但是來自於極高而又飽受挑戰的權力才是造成溝通問題的根源。換言之,總統與內閣制的混淆,以及強人政治的消逝,使得最高權力的掌控與運用有很大而又不確定的空間。表面上,看起來總統,尤其又身為執政黨的黨主席,應該是有極大的力量來主控政治溝通的進行,可是個人的權威,即使拿先前強人識人之明作為護身符,也不足以完全抵擋微妙而強韌的挑戰。在高層權力爭逐白熱化,政治溝通不僅成了彼此相爭的重要場域,更是扭轉情勢製造混亂必爭的工具。在既有的不民主的黨內威權體制裡,最重要的高層政治職位的獲得又不須要經歷選舉或民意的考驗,潛藏的激烈鬥爭在一個人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狀況下,逐步但又快速地惡化,政治溝通也因而遭到空前的扭曲與過度的利用。 李總統登輝先生出身學界,又是虔誠的基督徒,很容易獲得大眾的信賴。再加上省籍因素和威嚴而又不失親切的形相,李登輝情結影響極大。在過去兩三個月,總統個人政治難關的通過,這種情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情結終究是情結,是消極的,表面上對李登輝有利,在根本上卻有複雜而負面的影響。兩年多來,他實際表現和職位與出身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從不斷出岔的公開談話中,這種差距表現無遺。質言之,就是他在政治溝通上製造了極為嚴重的混淆和無能。從「跑腿的」,和李煥無法溝通,到最近諸多矛盾乃至被疑為失信的談話,在在都顯示他有溝通的困境。即使在設立了發言人制度後,情況也未能有效改善,甚至還有新的問題產生。 出身學界本來應該有助於對事務作客觀的認知與判斷,但是李登輝的知識傲慢性格,卻釀成了幾乎完全相反的結果。觀察其作為與談話,有時竟然讓人感到他有「反智」的傾向。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決定,常常是有問題的決定,他喜歡引用數據來作說服。不幸的是這些數字多半是錯誤的,甚至是沒有根據的。例如,在除夕時說什麼犯罪人口中有一半是青少年,實際上是某一類犯罪的狀況。再如,最近他為了強調提名郝柏村是正確的決定,居然說台灣有百分之七十的中產階級,又說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民眾贊成郝柏村出長行政院。事實上,根據許多調查,自認為中產階級的民眾大約在百分之五十幾,這還是高估的。因為中國人回答問題的習慣有三條大路走中間的傾向,而且在美國的中產階級也不過只有百分之四十。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作過許多討論,登輝先生不察,卻又以這個沒有根據的數字來自圓其說,實在很不妥當,更違反基本的學術精神。 至於支持郝柏村以軍人身份組閣的民眾有多少,先後已有三家報社作過民意調查,贊成者多在百分之四十多。從未看到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調查結果發表,總統發表這樣的談話顯然是遷就政治動作而不惜輕忽乃至扭曲客觀的事實。這種操弄重要的政治溝通訊息的作為極為不當,更有反智的傾向。關於「治安」問題,有部分也是在這種反智而跟著感覺走的情況下炮製出來的。 由於不是經由具有民意基礎的選舉而產生,總統本身地位的合法性就有問題,又突然以軍人來主掌國家行政,造成嚴重的民主大逆退。在這個危機中,基於大部分民眾長期受軍事教化的影響,以及主要媒體的被壟斷,黨與軍的威權性格壓服了欠缺自主性的民意。尤其是軍方長久以來就不斷地以強勢的姿態扭曲了傳播媒體應有的溝通功能。在軍事強人還沒有入閣,甚至還沒有被正式提名的狀況下,媒體已經被掌控。這種現象顯然是民主發展的重要逆流。就整體的情況而論,國民黨內部高層權力的衝突與政治溝通的紊亂與無效,促成了郝柏村留著將軍身分入相的異常形勢。而郝氏到目前所展示的威力,顯然不是在治安的整頓上,而是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控制與操弄。在未來,來自軍方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若干媒體將在民主化改革的過程中發揮阻滯的作用。 執政黨內部政治溝通的混亂與失效,和對外部媒體的壟斷與掌控,主要是來自於政治結構上的扭曲。當務之急乃至於盡速有效推展憲政民主改革,解除政治合法性的危機。在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下,應該使大眾傳播媒體及早「非政黨化」,並排除軍方對媒體的掌控與影響。只有這樣,政治溝通的混亂與失效才能獲得真正的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