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在前兩日召開，數百人參加，但還有許多團體認為沒有代表參與而覺得不滿。也有團體在會場外強烈表達各種有關教改的意見，譏諷場內會議是大拜拜。會議似乎也達成一些「共識」，圓滿地結束了。到底這樣大規模的全國性會議有什麼作用，有什麼社會政治意義，值得深究。

        政府舉辦的全國性會議為數不少，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很多，在民進黨主政以來，也舉辦了好多。這種大規模的會議，有時確實也達成重大決議，具體影響國家社會的發展，例如一九九七年的國發會議、一九九九年的全國司改會議、二○○一年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都有極為重大的決議，會後部分決議付諸施行，對國內相關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只是影響究竟如何，是好是壞？少有實質客觀的評估。雖然政府相關部門一定會就會議決議執行進行列管，但多是官樣文章，難有實質的意義。

        也有不少會議開完就算了，例如一九九六年因出了幾樁宗教事件，當時政府就召開全國宗教會議，會後幾乎什麼也沒發生的樣子。而去年底舉辦的全國農業金融會議，直到目前，對農業金融的改革也還是難以推動。倒回去看，一九九七年的國發會議，一些重要的決議到現在也沒有實施。

        一般也都認為一九八○年代的國建會對台灣的發表有重大影響，但是若仔細探究，除了成功地凝聚海外學人向心力及鼓舞全國士氣外，卻也找不到任何證據來證實國建會有什麼真正的作用。當時政府也將國建會學者專家的建議進行列管，並出版列管的績效報告。每次都會聲稱有八成以上建議都經政府採納執行。這樣的列管大約也只是官樣文章，因為如果政府採納了八成以上的建議，那麼政府平時在做什麼？一個非體制內的會議會對政府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其實也是很危險的。不過，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因為說是八成，實際上是虛報的。

        中央政府各部會也習慣約請相關各界人士組成各種委員會，以會議的方式來決定政策，也有的時候當然只是要相關各界人士來背書。其中也有些是法定的組織，職權很大。例如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是立法院在有線電視法中明文規定成立的，依法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是決策機構，它的決議新聞局必須去執行。然而，這些委員會是否有充分的『權』和『能』去達成擬訂政策的任務，也大有問題。因為委員多非專職，決策必須依據相關政府機構提供充分的資訊乃至有關政策的詳實草案。然而，大部分的政府機構很少做好幕僚規劃工作的。於是委員會只能憑藉一己之專業和少量的資訊，替政府做出決策。大體上委員會看起來很有權，有的是法定的權力，有的是部會首長的承諾，但是因為缺乏堅實的幕僚作業基礎，實際上卻沒有什麼真正的權力。以有法定職權的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而言，連會議主席都是開會時才選出，委員會對議程排定都沒有權，基本上是無權能的組織。這些委員會在國民黨執政時就設置了，到了民進黨主政也依舊運作，只是換了一些人擔任委員。民進黨中央執政，至今人力仍然單薄，似無力要求轄下相關單位為委員會做好幕僚作業，於是容易出問題，有時國民黨時代沒有問題的，在民進黨主政時就會出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會議就是與會人員表達意見，經過充分討論，形成共識或決議，與會代表又都具有代表性，於是整個過程就是民主的。事實上可能並不是如此，尤其是在華人社會。在許多時候，會議只是在分攤責任，甚至在應付危機。因為大家都參加了會議，大家都要負責。也因此，有些時候在野者會拒絕參與，也是拒絕為政府背書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會議的成敗必須奠基在詳實的相關政策資訊。在許多會議裡，參加者各有主張，紛紛發言，甚至有不少是憑常識發言，甚至故意有驚人之語，對實質的問題並無助益，甚至會因此而做出錯誤的決策。

        舉行會議，尤其是舉行全國性的重要會議，主辦單位必須要儘早落實籌畫，部會的委員會也應有堅實的幕僚作業。會議才可能達成重要政策方案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