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智燊日前回國，由當年被指認為職業學生的馮滬祥陪同召開記者招待會。其所發表的重要內容，在於強調當年的政府政策是反共保台，施行的是戒嚴法，而有教授思想左傾，從事政治活動，執政黨的介入整肅是正確而恰當的。在同時，孫智燊也坦承蔣經國下令由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司法行政部長、調查局長及國民黨副祕書長組成五人小組，來處理臺大哲學系的事情。

　　我們十分驚訝，這位二十二年前不知自己在做什麼而傷害學術極為嚴重的「教授」，竟然至今都還不知自己在做什麼。其實孫智燊當時就是典型思想警察，自以為可以判定陳鼓應和王曉波的言論是親共是左派，國民黨加以清除是對的。不僅如此，孫智燊甚至可說主動協助清除思想有問題的教授。一個學哲學的人，對於學術與思想獨立居然毫無概念，反倒是助紂為虐來箝制思想自由，真是一樁怪事。更糟糕的是，他還魚目混珠式地說，大家不要把學術自由和政治活動混為一談。他至今還沒搞明白，學術要有自由，政治也要有自由，這是民主人權的根本。否則，他當年的活動難道就不是政治活動，日前返台的記者會是學術活動？

　　也許我們不必訝異像孫智燊這種根本不能理解民主精神和學術自由的人，竟然還用那樣戒嚴威權時代的想法和語氣，來為過去的錯誤辯護。不過，讓人覺得這個人和他的談話實在與當前的臺灣現況格格不入。依他的想法，哲學系事件的處理方式是對的，要管制思想是當時的正確需要。那麼，二二八屠殺慘案，也應該是對的，用不著平反，甚至就像滿清入關殺人無數也是勢所必須的。凡是掌權者在戒嚴令下所做的事，所做的壞人性命壞人名節的事都是應該的。

　　孫智燊莫名其妙協助炮製了臺大哲學系事件，看起來許多案情細節還有待進一步探究。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這是政治介入學術的案子。由三個部長，加上一個調查局長，再加上國民黨的副祕書長組成小組，當然就是政治介入的明證。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警總更是介入的主力。孫雖指稱五人小組溫和化解了警總嚴厲的處分，但是我們要指出的是警總也是政府機構，更受蔣經國的有效控制，孫某人將責任往警總推，其實在當時孫和警總等情治單位，和政戰總部的關係都值得深入追究。

　　孫智燊返台說明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是相當不智之舉，因為他的政治心態還停留在二十二年前，而其說明的內容則更暴露其反民主，自甘墮落為思想警察的習性。想利用這樣的方式和內容來澄清事實真相，大約就像二十二年前莫名其妙地裡應外合炮製哲學系事件一樣，也只能是莫名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