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時，院長要我在朱家驊代院長的誕辰紀念日演講，我就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及其學術和社會性格做了一番思索和檢討，在這裡將其中有關對臺灣社會學的學術和社會性格的討論摘出來，提供讀者參考。

　　社會學在臺灣經過近四十年的持續而慘淡的經營，在近十多年來有了快速而穩定的發展，目前在中央研究院又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在未來的發展應當是很樂觀的。如果我們從臺灣社會學的學術與社會性格來觀察，並做適切的調整，社會學的發展和貢獻將更為理想。

　　就臺灣社會學的根源而論，中國三０年代至四０年代末的社會學主流及一般的研究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並未有深刻的影響。充其量，大約是費孝通的少數幾個概念，如差序格局等在戒嚴時期由於微妙的偷窺性的浪漫意緒發生了一些表面的作用。換言之，臺灣社會學是一種新生的學術現象，具有本土性。又由於絕大部分的社會學者都留美，而在國內社會學訓練上也深受美國社會學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又具有美國社會學的性格。近年來，有了一些留歐的社會學者，而國內社會學者前往歐洲參與學術會議的頻率也大幅增加。於是除了本土性以外，臺灣的社會學還有相當強的國際性。在國內社會學繼續發展的基礎上，國際化將愈來愈強。在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際尋求活潑的開展將是社會學未來的基調之一。

　　社會學在歐洲興起時，由於是因應資本主義諸般問題而生，於是就有相當的實用性格，然而社會學之確立則更是由於發展出了基礎研究的學術性格。就臺灣社會學的發展而言，有源自中國傳統的實用性格。再加上，臺灣早期面臨了人口膨脹這樣實際的問題，社會學的實用性格就形成了。然而太講求實用而忽略基礎研究的話，實用並無真正的基礎，最後反倒會落空。在一九八０年以後，尤其是在八五年以後，社會學社區漸具規模，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力日益充沛，而政府與民間對社會研究的需求也增加了許多。因此，臺灣社會學的實用性格和基礎研究性格間開始有比較理想的調和。

　　在研究的傳統上，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在方法論上，臺灣的社會學具有較濃重的實證性格。然而，也有不少教授和學生由於對社會理論有濃厚的興趣，又受到歐洲現象學、批判社會學及詮釋學傳統的影響，對實證研究提出了批判，後來除了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外，也開展了一些實際研究的領域。在實證研究方面，由於從事的學者比較多，在各個領域的研究也日漸成熟，在今後將有更多實質性的貢獻。至於非實證方面的研究，在目前處於萌發的狀況，往後持續積極的發展將對臺灣社會研究有顯著的影響。還有一部分學者從事深刻的理論研究，若這些理論研究者再進一步從事臺灣社會研究，則必然會促成整體社會研究更有意義的發展。不過，不可否認地，實證研究、非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間也存在著一些矛盾。這些矛盾有些是不可能解決的，有些則可轉化成不同研究間的對話。這些矛盾與對話將成為臺灣社會學另外一個基調。

　　社會學的研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臺灣有著相當特殊而深具意義的進展。社會學者的政治性格向來就比較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也有比較強的改革基進的傾向。在美國對各類社會科學家政治傾向的實際調查研究，一再發現社會學者是所有社會科學家中最具改革基進傾向的。在臺灣的一些社會學者在戒嚴時期就在報章雜誌上提出民主的社會政治改革的訴求，對實際的政治民主化和社會改革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若細究社會學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在研究和教學兩方面，社會學者都有一些實際的作為對社會改革做了一些努力。在學術專業研究的基礎上，社會學者透過報紙的專欄、政府委託的專案研究計劃、各種座談會和演講、乃至社團活動，提出種種批判與建言。這其間，有些是專業性的，也有不少並不完全只根據專業研究，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的分析評論。

　　不過，即使並不完全根據專業研究而來，但許多評論則仍然是在社會研究專業分析能力的基礎上建構而成。就個人的經驗而言，十多年來在專欄寫作上數量不少，自信還言之有物，主要是拜社會學訓練之賜。而且專欄的寫作對本身的研究也有促進的作用。在教學上，社會學做為一個主要 LiberalSciences的基礎領域，社會學教學的普及也達成透過學生對社會產生了啟蒙的作用。社會學系學生在校內外參與都相當積極，可說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中央研究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不論在象徵意義上，或是在實質作用上，對臺灣社會學的發展都會有顯著的貢獻。不過，更重要的是，社會學界整體的穩定成長，也將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同步開展。社會學在這樣可預期的蓬勃發展過程中，在本土化與國際外間、在實用與基礎研究間、在實證、非實證與理論間，在未來的社會學發展即便是有衝突和矛盾，但也會在相互衝激下有新的生機。社會學者對社會的參與，將有更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因而會做出更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