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德惠街的暴力衝突中，警方聲稱是單純的兇殺案被泛政治化，即將出任臺北市副市長的陳師孟教授則認為這個案子有政治因素，很複雜。在沒有掌握住真相之前，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接受了警方的說詞，在新聞報導和評論時多半說「原本」或「本來」是單純的兇殺案，卻被泛政治化，也對陳師孟的說法與做法有所批評。單單就事實認定而言，報導雖多，警方也確定這麼說，但至少殺人的兇手尚未被緝捕歸案，真相並不清楚，就逕自認定是單純的兇殺案，似乎難有充分的說服力。

　　看起來這個事件不管是否為單純的兇殺刑事案子，或是摻雜了政治因素的複雜案件，推敲起來都和市政有關。陳水扁雖還未上任，但已受到相當嚴厲的考驗。代客泊車是很實際但又十分嚴重的交通問題，由於要搶佔車位也必然牽引出黑道幫派問題，聚眾抗爭不只和臺北市警政當局有關，市政府和市長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面對臺北市及中央政府面對民眾抗爭的事件為數甚多，即使向中央機關抗議也都在臺北市。值得臺北市新的市政府注意的是，從在野到執政，社會運動和群眾抗議的政治意義必然有極大的轉變，執政者和運動者之間如何調整，應該是很具關鍵性的。

　　在德惠街衝突事件中，警察的處理方式頗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對於司機戴正昌被代客泊車者殺死，警察當局未能及時擒拿兇嫌，乃是引爆群眾暴力事件的重要因素。同時警察在強力驅散群眾時，將廿多輛計程車砸毀，顯然也是過當而沒有必要的。細察若干報刊照片，警察砸車子並無任何驅散群眾的意義。砸車容或有嚇阻司機以後再聚眾滋事的作用，但終究是破壞人的生產工具，警察顯然並沒有這種法定的權力。

　　全民計程車在歷次抗議事件中，雖也有暴力攻擊的現象，但在這一次情況相當嚴重。全民計程車司機丟擲汽油彈等暴力行為很難說不曾有事先的準備。司機們在這次衝突中，不但未能藉機洗清自己，反而倒更落實了一些敵對政客所指斥的污點。趙少康在競選時一再極簡化地把全民計程車和暴力劃上等號，有些司機這麼衝動，這麼愛訴諸暴力。其形象惡化甚至遭到輿論嚴厲譴責，也只能說是自取其辱，對本身，對社會運動，乃至對他們所支持的陳市長也都是一種傷害。須知如此以暴力方式來解決問題，只會使自己招惹批判指責而百口莫辯，也扭曲了正義原則，更是自設陷阱，陷自己於不義。

　　在這次衝突事件中，地下電台又再度扮演傳布消息乃至聚集人群的功能。由於衝突嚴重，行政院長又重申嚴格取締地下電台的命令。然而地下電台經歷這麼長的時間，又經競選而更壯大，政府幾乎束手無策。眾首長及相關官員在行政院長指示下提出若干處理方式但又都表示沒有信心。在這種公權力無法解決問題，無力消除地下電台的狀況下，地下電台的自律應該是必須的。在今年大選最後階段，這些民間電台確實也有過自律的約定。

　　由於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弊病，再加上電子媒體為國民黨所執意長期壟斷，地下電台乃風起雲湧成立，同時也得到足夠而實質的群眾的支持。地下電台的存在顯然不是以非法視之，或空言譴責可以否定或消除的。就其政治性格而言，地下電台抗爭色彩極為濃厚，只要逮到機會能夠動員甚至煽動民眾，大都是不會輕易放過的，更會順勢多加利用。這種行徑固然也受到部分民眾的支持，但是確也多為一般大眾及大部分輿論所難以接受。為了發揮催促改革的功能，地下電台應該改弦易轍善謀良策。

　　質言之，地下電台在鼓吹改革時，也要注意本身的社會責任問題。首先，做為傳播媒體的一份子，就對消息的報導要盡查證的責任。其中比較困難之處是在節目都為扣應，電台主持人或負責人會說，沒法控制。當扣應的人講出來就已經播出去了。這種說詞是不通的，因為主持人仍然可以求證，也可以適度的討論，並透過理性及具智慧的處理。到底地下電台是有人在主持的，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不知名的扣應者。即使自認不是新聞媒體，而是有政治立場的宣傳機器，但也不能傳布不實的消息，而造成嚴重的衝突事件。

　　其次，由於電台的傳播，群眾很容易被動員起來，於是電台也必須對群眾的動向負起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要強力要求群眾堅持非暴力的原則。假如地下電台要搞革命，當然是否遵守現有的規範根本都不是問題，但搞不成革命就得負起法律責任。在臺灣的政治情勢裡，革命是不可能的。於是地下電台就必須掌握住非暴力的原則，這不只是負責任的態度，更是厚植長期改革及抗議實力的良方。否則暴虎憑河式地發動暴力攻擊，只會模糊了抗爭焦點，甚至使自己有理卻被打成無理。總而言之，地下電台是社會上帶動風潮的一股新興力量，就必須負起社會責任，應該立即共同協商出自律的公約來，以善盡傳播媒體的社會責任，也積極營造出理性民主的風氣。

　　今夜是平安夜，和德惠街暴力事件有關的各方人士，著實應該好好深自反省，特別要好好想一想自己所應盡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