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意主動聯合民間興建二二八紀念碑，有著極為重要的社會政治意義。整個建碑的過程必須無時無刻盡全力掌握真切的紀念意義。然而，在行政官僚主導二二八建碑委員會的情況下，以行政及程序，乃至現實政治權力的考慮為主，倉促之間，居然以一次會議就急遽決定了建碑的地點。所幸，由於受難者家屬這兩日的堅持，委員會才略有轉圜，重新考慮其他地點。

        我們認為，不論在程序或實質上，這項重要的建碑計劃，到目前為止都有很嚴重的缺陷。若參與並主導建碑委員會的政府高階官員不能及早作必要的更張，恐怕這些嚴重的缺陷會妨害了有意義的建碑行動，進而對平撫二二八傷痕的功效大大減損。

        首先，在委員會的運作程序上，政府當時就在組織上設計了官方主導的原則，使受難者家屬和民間的代表居於絕對的少數，同時又以政府官員擔任主任委員。如此安排很容易造成程序民主的假像，在最近一次會議中，並無政治和談判經驗的幾位民間代表對官方所屬意的地點並不同意，也相當堅持新公園為建碑之所在，但卻被欺之以方的手法，只好勉強有條件同意政府官員所建議的新生公園。這樣的會議﹁結論﹂或﹁決議﹂當然就不是經由真正民主方式所產生的結果，更不是一種理性的決策。

        建二二八紀念碑是為了嚴肅地紀念受難者，也是為了真心誠意地撫慰受難者的亡靈和受難者家屬長期以來受創的心靈，更為了醫治並彌合整個國家社會因二二八所受的創傷。建碑委員會就必須竭誠接納受難者家屬和民間代表的意見，不可看他們人少，又沒有政治經驗，就不加以尊重。幾位民間代表都是謙謙君子，兩位夙有聲望清譽的牧師、一位聞名國際的教授和一位藝術家，都是值得朝野非常信賴的。政府千萬不可陷這幾位君子於不義，否則很可能會誤了建碑的大事，而對後續更重要的療傷計劃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實質上，民間代表對建碑的可能地點在會前就做了詳細的評估，政府方面卻只做了很簡單的說明。民間的評估報告在建築及相關專家的主持下，共有二十頁；臺北市政府則提了兩頁不到的簡單說明。根據民間專家的評估，新生公園在六項評估標準上都被評為最後一名，在另外一項標準上也是最後第二位。可是在行政官僚主導下，居然就選了這個最不能配合歷史意象、欠缺都市中心性、不具空間開放性、與周圍環境土地使用不相容、與基地相關設施又不能配合的新生公園。臺北市政府認為新生公園面積大、地形開闊、視野良好、無土地取得問題，這些所謂的優點都和紀念二二八的歷史意象全然無關，頂多只是名為新生，市府解釋有再出發的意思。民間的評估報告裡也很清楚指出，新生公園在航道下，難使亡靈安寧。結果政府官員連這一點都未加考慮，顯然在心態上只是在辦事，而無真正哀矜之情和尊重之心。

        建二二八紀念碑是極具嚴肅意義的重大工程，政府必須有百分之百的誠意去做好這件大事，參與建碑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必須體認建碑的真正意義，對民間的意見給予充分的尊重。我們不希望再見到第二次行政院建碑委員會那樣草率而不能尊重民間意願的辦事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