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三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李亦園等人在「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中，曾依據兩個有關山地和平地山胞的抽樣調查進行討論，掌握了許多山地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對山地社會的實際狀況也有客觀的記錄。在本次研究，我們就特別設計了問卷調查計劃，主要目的就在重複一九八二年調查的大部分問題，以期了解在九年間山地社會的重要變化。在今年的調查裡，也加進了一些新的題目來進一步探討文化認同問題。

一九八二年的調查共有兩個，一個是山地山胞的調查，另一個則是平地山胞的調查。現分別將這兩個調查的抽樣過程說明如下：

先以族別分別抽取村里，進一步在各村里依系統抽樣法抽取二十五歲至七十歲的受訪樣本。各村里均以七十至八十個受訪者為準依比例抽出。在山地山胞部分，由於七個山地民族在人口分布上情況並非單純，該調查乃根據人類學以往之研究並考量人口分布狀況，將山地山胞分成十七個族群。每一族群以抽取兩個村為原則，有部分村落戶數較少，則依鄰近程度將兩個村合併為一個單位。根據亂數表最後抽出三十七個村里，實際完成訪問者共有一一六Ｏ人。在平地山胞部分，一九八二年的調查是以阿美、卑南、和排灣三個族為對象，並限定以花東兩縣為範圍。由於卑南、排灣兩族人數較少，以兩個村里為保障單位數，阿美族人數較多，乃抽出十六個村里。這些村里是依亂數表方式抽出。最後實際完成訪問的共有七三七人。

一九九一年的調查採用一份問卷，但山地和平地山胞樣本乃依各族人口比例一次抽出。抽樣原則與方法如下：

大體上這次抽樣乃依循一九八二年的調查所採用的原則，以便進行比較而探究變遷的趨勢：1、依大數原則，每一個村里以完成三十個受訪者的訪問為原則，2、按各族人口比率計算出各族預計完成之樣本數，但每一族最少要有三十個受訪者，3、以完成樣本數之兩倍取樣，4、以每個村里完成訪問三十人，並依各族人口比例計算出所需抽出的村里數，5、鄉鎮的柚取是以各族人口分布最多的鄉鎮地區來選取，原則上每一個鄉鎮最多以兩個村里為限，6、村里的抽取是從抽中的鄉鎮中，依村里人口數的多寡，優先選取最多與次多人口數的村里，合計兩個樣本村里，並再增加一個備取的村里。依據上面六個原則，我們從一九八六年臺灣各鄉鎮區戶政機關彙報的原住民人口資料，先計算出各族佔山地總人口的比例，依這個比例和前述原則計算出各族所應訪問的村里數和受訪者人數，結果下表：

　
泰雅 賽夏 布農 排灣 魯凱 曹族 雅美 阿美 卑南

總人口： 100 23.6 1.2 10.9 18.9 2.1 2.2 1.9 37.5 2.5

實際訪問 870 180 30 90 150 30 30 30 300 30

人數

抽取樣本 1740 360 60 180 300 60 60 60 600 60

人數

抽取村里 29 6 1 3 5 1 1 1 10 1

　
一九八二及一九九一山地調查樣本各族人數分布

泰雅 賽夏 布農 排灣 魯凱 曹族 雅美 阿美 卑南 合計

1982 382 65 217 297 68 67 64 574 83 1817

1991 150 20 75 77 23 30 30 204 26 635

　
一、對山地經濟的看法和評估

（一）山地農業

關於山地的農業，就整體的前途而言，山地山胞信心有微妙的變化，即有信心的增加了，而沒有信心的也增加了。具體的結果顯示認為有前途的上升了百分之五，但認為沒有前途的卻也上升了百分之七。就實際的比例而言，目前有六成的人對山地農業還抱希望，顯然並不理想。至於平地山胞的狀況，由於在一九八二年的調查中，沒有直接詢問他們對農業前途的看法，只能根據這次的調查結果提出報告。受訪者當中，大約有五成三的認為農業有前途，低於山地山胞的比例，認為沒有前途的則佔四成，又比山地山胞高出一成左右。因此大體上，平地山胞對農業的前途更為悲觀。

對山地農業各種問題嚴重性的評估中，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一年間變化比較明顯的是在「政府沒有好好的輔導」，多出百分之二十二的山地原住民將之評估為很嚴重或嚴重，以及「價格沒有保障」，多出了百分之十。關於其他八項，諸如土地、人力、資金、技術、灌溉、交通等等，間隔九年間變化不大。如果將一九九一年的各項評估就嚴重性做一排列，則最嚴重的是「資金不足」，有百分之七十七的表示很嚴重或嚴重，其他比較嚴重的依次是「價格沒有保障」（68％），「技術不夠」（66％），「政府沒有好好輔導」（62％），以及「灌溉不足」和「沒有機會學習新方法」（各為百分之六十）。與一九八二年的情況相比，大致差不多，而最清楚的差別是在「政府沒有好好輔導」。原來在一九八二年時，認為政府未善盡輔導責任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甚至相對的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認為並嚴重，但是到了九年後，認為不嚴重的卻只賸下百分之二十八，而認為嚴重的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這個主觀評估的變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質言之，山地原住民對山地農業經營之普遍不順利有愈來愈強地歸因於政府的輔導不佳。若與這次調查所發現的原住民漸趨明顯的權利覺醒，則政府不論在政策上和實際施政上都必須尋求積極的突破和對策。其次在資金和農產品價格上也都和政府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亦應予以積極的因應和處理。

在平地山胞部分，民眾在兩次評估中認為有惡化的方面比較多。「資金不足」一項從百分之五十九增加為百分之八十三，上升了二十四個百分點；「交通不便」也從百分之三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認為「價格沒有保障」嚴重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即從百分之四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八；「人力不足」也增加了二十六個百分點，「政府沒有好好輔導」從百分之四十四上升為百分之六十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除了這五項都有兩成以上的增加外，認為「灌溉不足」的也增加了百分之七。和前述山地山胞的狀況相比，在六個項目上平地山胞都有感到明顯惡化的情況，而山地山胞卻只有兩項有這麼大幅度的變化。這樣的結果顯示了平地山胞對農業狀況的惡化有比較強的感受。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進一步追究形成山地和平地山胞這種明顯的差異，不過至少讓我們知道山地農業有困難，而平地山胞的農業可能更有問題。這是就兩次調查結果的比較來看問題，如果僅就一九九一的資料就最嚴重的幾個問題來看，則山地和平地農業問題的本質還是相似的，即被評估為最嚴重的問題依序為「資金不足」（百分之八十三）、「價格沒有保障」（78％）、「政府沒有好好輔導」（ 62 ％）等方面。

關於農產品的價格，有較多的山地原住民覺得農會的收購價格不合理，從百分之七上升為百分之二十。平地山胞在這個比例上也從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七。這樣對農會在農產品收購價格上愈來愈不滿的趨勢很值得注意。因為農會對山地農業經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同時又有半官方的性質，若再具體的農產品產銷上不能有效協助原住民，則山地農業就不可能樂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有關山地農業問題評估當中，「價格沒有保障」被原全民認定是僅次於資金不足的嚴重問題，又在臺灣總體農業於價格方面有問題存在時山地農產品的價格問題就更顯得嚴重了。基於這樣的狀況，如何解決山地農產品的價格問題是改善山地農業政策所必須優先考慮的。

在一九八三年的山地行政政策評估報告書中，蕭新煌根據一九八二年的調查，在有關農業問題的結論中就指出「對於目前山地農業經濟的解決，已超出山胞的能力範圍，政府應該負更大的責任，挑更大的擔子，出面協調山地農業與臺灣平地農業的關係。尤其是有計劃的提供農業生產資金和保障山地農產品的價格等」。這個結論和建議仍然適用於「目前」。在過去九年間，政府可能還是無法籌謀有效對策來協助山地原住民解決山地農業經濟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評估中，多數人認為「政府沒有好好輔導」，而比例比九年前多出許多的原因。

（二）對土地的看法與經濟態度

山地原住民對土地問題的處理和看法，在過去九年間，根據我們的調查，也有值得注意的變化產生。在一九八二年時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同意土地由政府來管理比較好的說法，但目前卻只賸下正好一半的人同意，即百分之二十六。對政府在土地上所採取的管理政策顯然有愈來愈多的原住民沒有什麼信心。對於山地保留地的問題，大多數人認為開放對山地的開發比較好，比九年前略微增加了百分之四。可是在另一方面，卻多出百分之十四的人認為保留地會被平地人買光。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卻正是山地保留地問題之癥結所在。贊成開放卻又擔心土地會被平地人買去，這也可能是山地保留地政策在變革上所遭遇到的主要困難。最後，原住民對土地的依賴有些微減少的趨勢，在回答「即使有好價錢也不賣地」的問題時，比九年前少了百分之四，不過還是佔了多數，即百分之五十九。在九年前調查時，研究人員把山地保留地和相關土地問題作為研討的重點，因此關於平地山胞部分就沒有仔細去問。不過根據今年的資料，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平地山胞同意土地由政府管理比較好的說法，而有百分之五十三認為即使有好價錢也不願意賣土地。這兩個比數都與山地山胞接近。山地和平地山胞所面臨的有關土地的狀況是類似的，在態度上也差不多。

在檢視了原住民的經濟態度後，蕭新煌在報告的結語中認為「山胞在適應山地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裡，在經濟行為的表現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化，亦即嵌入資本主義的體當中，山胞已完全的納入在臺灣資本主義下的行為系統」。但就兩次調查都有的有關經濟的態度而言，似乎在過去九年間資本主義化的程度未見明顯的上升，只在「三餐吃得飽就好了，不必賺太多的錢」這一題上面，答同意的減少了百分之五，顯露了略強的資本主義謀利心態。至於說有較少的人同意「沒有任何東西比錢更重要」，從百分之五十八下降為百分之四十，變化不可說不大，但並不見得就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態度有明確的關聯。因為，很可能這個問題包括了非關經濟的道德判斷。當山地原住民有更多的人不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錢更重要時，並無法和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有明確的關聯。雖說有稍多的原住民願意有好價錢就賣地，但是卻又有多出百分之五的人認為「只有土地才是最可靠的」，合計在目前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變為土地是最可靠的。這又說明了山胞對土地的依賴還是很大的，這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態度也沒什麼直接的關係。總而言之，單純從經濟態度來看，我們看不出來原住民想法本身有助於或無助於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

平地山胞在這幾個態度題目上所顯現的經濟態度和變遷，基本的趨勢是類似的。在「三餐吃得飽就好了，不必賺太多的錢」這一題上面，山地山胞同意的比例從百分之三十六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一，而平地山胞也從三十降為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沒有任何東西比錢更重要」一題上，山地山胞從五十八降為三十九，平地山胞則從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山地山胞認為只有土地才是最可靠的，在一九八二年時是百分之七十六，而平地山胞的這項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五，兩者之間只差了一個百分點；到一九九一年，山地山胞降到百分之七十一，而平地山胞下降為百分之六十一，都呈下降的趨勢。在這幾個態度上，平地山胞像山地山胞一樣雖有變化，但並顯示不出來對資本主義式經濟發展有利或是無利。

（三）外控歸因的變化

在比較困難的發展環境中，人們由於無法有效由自己來主動解決問題或尋求積極的突破，會傾向於有外控的想法。山地社會在發展上遇到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不是原住民本身可以加以解決的，也因此會將問題歸諸於外在的因素。不過，在發展過程中，原住民社會的自主性漸漸增高，這樣的歸因趨勢有可能會降低。根據兩次調查的結果，我們確實發現了這樣的變化。在一九八二年時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山地原住民認為「我的運氣總是比別人差」，然而在目前則這個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計下降了十四個百分之點，這樣的變化實在不小。其次，相當巧合的，認定「每次做事會碰到很多困難」的人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四，即從百分之七十四下降到百分之六十。最後，認為成功要靠運氣的也少了百分之七，從百分之五十六減少為百分之四十九。這些態度上的變化大致說明了山地原住民對於事務外控的看法。其中下降變化的趨勢相當明顯。可是若再審視目前的狀況，則我們又可以發現，仍然有六成的山地原住民認定做事會碰到很多困難，近五成的認為成功要靠運氣，有三分之一強的覺得自己的運氣總是比別人差，顯示了山地民眾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不是他們自己可以有效解決或改善的。

平地山胞認為自己的運氣比別人差的，從百分之五十四減少到百分之三十五，下降了十九個百分點。覺得每次做事會碰到很多困難的也從百分之七十一下降為百分之六十二，認為成功就要靠運氣的則從百分之五十九降為百分之五十三，少了六個百分點。這樣的下降幅度比山地山胞大約要大一些。質言之，平地山胞對外在控制的歸因有明顯的降低趨勢。然而，也如山地山胞的情形一樣，仍然有六成多的平地山胞認為做事會碰到很多困難，有五成三的認為成功要靠運氣，三成五的覺得自己的運氣總是比人家差。於是，許多問題的解決可能不是平地山胞本身的能力與條件所能致力的。

（四）工作滿意程度的變遷

山地原住民對各自目前工作的滿意程度有明顯的下降情形，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對工作表示很滿意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一大幅下降為百分之九，減少了百分之十二，而表示滿意的也從百分之三十八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五。有更多的民眾認為目前的工作狀況還可以，不表示滿意，但也不說不滿意，比例從百分之十九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在不滿意方面，在比例上沒有變化。因此，就整個趨勢而言，山地原住民對各自的工作狀況的滿意程度在明顯的下降，至少積極肯定的人數大量減少，雖未變成不滿意，但卻消極的表示還可以。平地山胞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中顯示對工作表示滿意的比同年的山地山胞還要低，僅為百分之三十六，表示不滿意的卻比山地山胞高，即百分之三十三。對工作滿意不滿意的集體表現與山地經濟產生有互動的作用，山地經濟狀況不理想會使得工作滿意程度下降，而滿意程度不佳也對山地經濟產生負面的作用。

　
二、原住民在宗教信仰上的變遷

山地山胞的宗教信仰在過去八、九年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雖然大多數的山地山胞還是信仰基督宗教，在一九八二年有百分之八十一，到了一九九一年有百分之八十二自稱信基督教或天主教，其間只差了百分之一，低於抽樣誤差，但是我們又發現信仰本族傳統宗教的人數在增加，而自認無宗教信仰者卻在減少，前者從百分之二增加到百分之五，而後者從百分之十三減少到百分之九。這樣出入百分之三、四應該是有意義的，不過就整體情勢而言，這種情況或許並不是很突出。若進一步考慮山地山胞在文化認同上的明顯變化，對本族宗教信仰稍有恢復的現象似乎也不應予以忽視。如果再考量基督宗教的本土化趨勢，宗教變遷的文化意義就更值得注意了。

在平地山胞方面，大體上變化也不大。信仰基督宗教的一共減少了百分之二。就基督宗教內部來看，平地山胞信仰基督教的減少了百分之三，即從百分之三十六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三，而天主教卻從百分之三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多了百分之二。這兩個宗教有這樣不同的趨勢還值得進一步澄清與討論。在平地山胞中，根據兩次的調查，信奉本族傳統宗教的有略微減少的現象，但不到百分之二，信奉漢人民間信仰的增加了百分之二，信其他宗教的多了百分之五，無宗教信仰的幾乎沒有增減。從宗教信仰的變遷來看，平地山胞似乎並沒有顯現認同本身文化的明顯趨勢，倒是略有更為漢化的傾向。

山地山胞相信有神存在的比例略有增加的趨勢，從百分之八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八。變化的情形大體上是「根本不相信」和「不太相信」的比例減少而「相信」的比例增加，「非常相信」的比例則大致沒有變化。其間，由於未答者也有減少的情形，於是在信神與否這一點上，雖略有變化，但是不是很值得注意就多少要存疑了。平地山胞在對神的信仰上的變化並不大，相信神存在的比例由百分之七十八略降為百分之七十七。在另一方面，平地山胞認為宗教對本身生活重要的也增加了百分之二，而相信死後還有靈魂的更增加了百分之四。再就一九九一年調查中的分布狀況而論，有七成七的平地山胞相信神的存在，七成六的認為宗教對生活有重要影響，也有七成七的相信人死後還有靈魂，宗教的態度可說是相當強。在山地山胞方面，除了相信有神存在的有百分之八十八以外，有百分之八十三的認為宗教對他們的生活是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相信人死後靈魂還存在。山地山胞在宗教態度上要比平地山胞強一些。

　
三、對本族文化和語言的認同

在對山地文化的認同和肯定上，兩次調查顯示變化很大。首先，以對山地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是否應該維護方面來看，在一九八二年時，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山地山胞主張要盡力保存維護，但在九年後，有這種主張的卻高達百分之八十九，增加了近一倍，從不到半數居然上升到絕大多數的九成。這個變化是這兩次調查眾多題目中最大的。再比較其他選項，在前一次調查時有四成一的認為有些文化習俗應該予以保存，在今年的調查中卻下降到一成不到。換言之，有將近三成的人比較趨向於主張盡力維護保存山地文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認為「沒有關係」和要「全部放棄」的也從一成二減少到幾近於零。從這些很清楚的變遷，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山地山胞對本身文化、語言、和風俗習慣有強烈地肯定的情緒。這樣的現象是山地社會文化變遷最值得重視的。在平地山胞方面，我們只有一九九一年的資料，不過可以明確地看到有百分之七十九的民眾眾主張要盡力保存維護山地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雖然我們不知道在九年前會有多少人做這樣的主張，但是合理的推測應該不會這麼多，甚至可以說比例上會相當低。換言之，平地山胞很可以有著與山地山胞相近的變化，即對本族的文化有愈來愈強的肯定與認同，不過平地山胞比山地山胞在這方面要略微弱了一些。。

　
關於語言方面，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原住民會說流利的本族話，有百分之二十四自認講得普通。在和長輩和同輩交談時，有九成五的用山地語，也有百分之五十三的用國語。對於在學校裡禁止說山地話，有百分之六十八的認為不合理，只有三成不到的認為合理。最後，有將近四分之三的原住民贊成在國民學校教本族語。平地山胞在這方面的情況也相當接近山地山胞。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平地山胞會說流利的本族語言，比山地山胞只少了約百分之二；在和長輩與同輩交談中，也有和山地山胞同樣比例的用山地語，即九成五；有七成多的認為在學校禁止說山地話是不合理的，有八成的受訪者贊成在國民學校教本族語言，這兩個比例都很接近山地山胞的數據。因此，對於各民族語言的肯定與尊重應該是根本的山地政策。語言是最重要的文化構成要素。一個民族的存在，使用本族語言是很根本的。當語言消失了，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也就會面臨生存的危機。在以往，政府強調國語在山地的推行，固有其建設現代國家的需要，但在這個前提下，卻未能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對各族語言也從未有心加以維護。如今，威權政治解體，民主政治終獲開展，對個人和團體的基本權益，尤其是少數民族和弱勢團體的，我們都應予以積極的維護與尊重。在語言政策上，應設法採行雙語教學，使得原住民一方面可習得通用的國語，以與所有其他族群的民眾溝通，在另一方面又能更有效地學會本族的語言。這是對山地文化最為根本的維護，也可由此而提升原住民的地位。

關於什麼樣的稱呼比較合適，以往習慣的稱呼，也是政府所採用的正式名稱，即「山地山胞」，很不受歡迎，只有百分之七的選擇這個名稱。最受歡迎的名稱是「原住民」，計有百分之三十四，其次是「不要有特別的名稱」，有四分之一，再次為「用自己的族語稱呼」，有百分之十七。選擇其他名稱的人數都很少。這就是「山地山胞」對自己的名稱所表示的意見。至於對個人的稱呼，則大體上的趨勢也是這樣。選「原住民」的有百分之二十九，選不要有特別名稱的有百分之二十四，而希望用自己的族語稱呼的有百分之二十一。而也只有百分之七的選了山地山胞這個名稱，選山胞這個名稱的也只有百分之四。從原住民對名稱的選擇來看，山地山胞或山胞這樣的名稱可能已有負面的含義。平地山胞在這兩方面的反應大致上也和山地山胞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主張用原住民這個名稱，與山地山胞只多了兩個百分點，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主張不要有特別的名稱，比山地山胞少了三個百分點，其次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希望用自己的族語來稱呼，比山地山胞多了八個百分點。選用「山地同胞」的比山地山胞更只少了零點一個百分點，選用「山胞」的則少了近四個百分點。於是平地和山地山胞對族的稱呼意見是非常一致的。至於希望以什麼樣的名稱來稱呼個人，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也十分接近，對各種稱呼選用的比例之間的差都在一個百分點左右。

名稱是一個很重要的認同表徵，不論是自稱或是他人來稱呼，都是有很深的族群心理意義。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初聲稱根據民意調查，贊成以「岱原人」為名的最多，但並不比「原住民」或「山地同胞」多很多，於是決定仍然用山地同胞為名。對於這個調查發現，我們覺得有很大的疑問。到底原住民中有多少人知道「岱原」的意思，應該是極少數，又如何贊成這個名稱？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選「岱原族」的在山地山胞和平地山胞中都是一個也沒有。選它做為對個人稱呼的也都只有百分之四不到。因此民政廳所公布的調查結果可能是有問題的，也不應以那個調查結果作為決策的依據。為了尊重當事人，原則上應該以原住民或各族族語對本身的名稱為名，也可以不以特殊名稱相稱，但不宜再以山胞為名。

四、對山地教育的評估和看法

山地教育一直是一個亟待改善的問題。比較間隔九年，山地原住民對土地學生與平地學生在成績上所做的比較，可以發現在主觀上問題在惡化而不是在改善，即認為山地學生成績比較差的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至少在主觀感覺上，山地原住民覺得山地和平地學生的差距在擴大。在客觀上，在過去九年改善山地教育的政策可能也未能發揮實質的效果。至於山地原住民對於自己的教育程度的評價卻也相當特別。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七的表示滿意，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對自己的教育程度表示不滿。若將這個結果和一般臺灣人口相比，我們會發現山地原住民對自己教育程度表示滿意的比例比一般人口要高出九個百分點，而對自己程度不滿意的則少了四個百分點。一般而言，山地原住民的實際教育程度比一般人口要低，為什麼他們反倒有較高的滿意程度？可能的原因大約乃至於教育期望或抱負的不同。在教育方面，我們再就教育方式和內容以及對個人發展有沒有幫助來詢問受訪者的意見，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對教育方式和內容表示滿意，有三成八的表示不滿意。其次，認為所受教育對自己發展有幫助的佔五成五，認為沒有幫助的有四成六。雖然沒有什麼比較的依據，但是教育方式和內容有四成的民眾表示不滿意，而又有四成六接近五成的又對教育的影響有較為負面的評價，山地教育政策應該就這些方面加強改革。

在平地山胞方面，在九年之間認為山地學生成績比較差的增加了十一個百分點，比山地山胞少了些。在主觀認知上，顯然平地山胞也和山地山胞一樣更知覺到了山地和一般學生在學業成績上的差距。至於對於自己所獲的教育程度，有百分之三十九的平地山胞表示滿意，有百分之五十九表示不滿意。若和臺灣一般人口相比，滿意者多出了百分之一，不滿意者則多了百分之六。平地山胞對教育程度的滿意狀況是居於山地山胞和一般人口之間，這可能也是教育抱負上的差異所致。大體而言，根據本調查，平地山胞對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期望都要高於山地山胞。但比起一般人口來說，平地山胞又低了一些。平地山胞對教育方式和內容感到滿意的有百分之五十六，不滿意的有百分之三十九，都各比山地山胞正好只多了一個百分點，兩者可說是不相上下。至於在評估教育對自己發展的影響上，有百分之六十的平地山胞認為有幫助，有百分之三十六的認為沒有幫助，前一個比例與山地山胞相比，多了六個百分點，而後者平地山胞又少了五個百分點。於是我們大致可指出平地山胞教育的問題和需要提升是和山地山胞是相似的。

　
五、對政治的態度

（一）政治態度的變遷

在政治態度方面，原住民在過去九年間有明顯而重大的變遷。大體的方向是朝著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對政府的態度。在對「我們不應該批評政府」這樣的說法表示態度時，在一九八二年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山地原住民表示贊成，但到了今年卻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同意這個說法，相差高達三十七個百分點。在另一個題目上也有類似的變化，即同意「政府決定的事，最好少管」說法的從百分之五十八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一，也大幅減少了二十七個百分點。對政府的態度有這樣的變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這不僅顯現了解嚴與種種政治開放措施對山地社會的影響，更由於原住民這樣的態度變遷會對政府的山地政策形成明顯的壓力。換言之，原住民社會已經不再是由政府可單向地加以控制或處理的，山地社會的民意和需要將逐漸成為也必須成為山地政策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有關上面兩題對政府的態度問題，若考量同意與不同意之間的比例和消長，我們會發現，在一九八二年時，同意的比例都高過不同意的比例很多，就不應該批評政府這一題而言，兩者的比是七十八比二十一，到一九九一年，成了四十一比五十；再就少管政府決定的事來看，比數也從五十八比四十變成三十一比六十一。情況可以說是整個倒轉了過來，這種對政府態度的劇烈變化乃至倒轉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現象。不過，即使有更多的人認為政府是可以批評的，政府決定的事也不能不管，但是相對的卻又有更多的原全民又認為有意見講出來也沒有用，一九八二年同意者佔了百分之四十，而在目前卻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也就是說山地原住民的無力感在增大。這種情況和臺灣的一般人口相類似（瞿海源，1991）。這樣一方面在態度上愈來愈民主化，但又感到無力的現象是臺灣社會政治變遷的重要特徵。再加上，原住民對若干原住民運動的支持，對有關山地的政治情勢就應加以審慎的評估了。

平地山胞在政治態度方面的變化基本上和山地山胞相類似。首先，可以明顯的看到平地山胞對於政府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八二年時有百分之六十一的民眾認為「不應該批評政府」，到一九九一年這個比例下降為百分之四十三，相差了十八個百分點，而對政府決定的事最好少管說法表示同意的也從百分之五十二的多數減少到百分之二十六的少數，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這個趨勢和山地山胞相當類似，說明了大部分的原住民在政治上愈來愈開放，也知覺到本身應有的政治權利，而不再一味順從政府的意思。至於在鄉長的產生方式上，也更反對由政府來派任。在一九八二年時就已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不同意政府派任的作法，在今年更有百分之八十六不同意。在政治意義上不贊成官派鄉長和肯定選舉制度主要乃至於對民主形式的認同。雖然政府有關當局和部分學者根據鄉公所實際運作的難處和憲法未明確規定鄉自治的原則，而主張官派，然而就民意，而且是壓倒性多數民眾的意見，維持鄉長民選應是很強的願望。不過，相對於平地山胞在政治態度上民主化的趨勢，就像山地原住民和一般臺灣地區的民眾一樣，在過去幾年中卻有愈來愈強的無力感。原先有百分之三十九的認為有意見講出來也沒用，於今年的調查中卻又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同意這樣的說法，上升高達十八個百分點。這種愈來愈傾向於民主參與的態度卻又和自認把意見說出來也沒有用的無力感相伴隨出現不只是山地和平地原住民所共有的現象，在臺灣實際上也普遍存在。根據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瞿海源發現一般民眾在贊成改革之時，卻有更強的無力感。

（二）對原住民運動的態度

在一九八０年中期前後，在臺北都會地區的原住民知識青年開始對山地社會的處境做深刻的反省，積極推展爭取原住民權益的活動。原住民這個名稱也是由這些年輕人提倡而逐漸為大家所接受的。其間原住民權益促進會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左右成立的，隨後也曾提名參加民意代表的選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山地青年組織為山地社會的發展進行一些活動。在一九八九年，原住民發起了一項還我土地運動要求解決山地的土地問題。這項運動並在臺北市舉辦了抗議遊行。原住民對於這些活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是支持？還是不聞不問？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訪者知道有還我土地運動，而自稱到臺北參加這個運動遊行的有百分之四左右，表示支持這個原住民運動想法的卻高達七成。看起來只有少數原住民參加，但依比例計算，也有數千人，以運動的角度來看，已經算不少了。不過更重要的是，支持這項運動者卻是達到七成這樣的絕對多數，這個比例所顯現的意義就非常值得注意了。質言之，山胞以往多順服執政當局，不敢批評政府，也不敢管政府的決策。然而時代究竟不同了，原住民開始逐漸有所覺醒，對於爭取原住民權益的訴求也日漸受到正視與肯定，還我土地運動所受到的支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平地山胞表示知道有還我土地運動的有百分之四十九，比山地山胞少了百分之五，參加的有百分之二．五，也少了百分之一．四，至於表示支持這個運動的有百分之五十四，比山地山胞更少了十六個百分點。這樣不同的結果顯示了還我土地運動在本質上比較是山地山胞的問題，不過大體上平地山胞也多支持這個運動，只是在強度上可能弱了一些。

當被問到「有些山地的年輕人最近幾年為爭取山地人的權利，組織了起來，從事一些活動，您知道嗎？」這個問題時，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知道。顯然原住民知識青年在都會區發動的種種運動並未能有效地讓多數的原住民有所知曉，仍然有五分之四的原全民並不知道有這樣為山地人爭取權利的運動存在。受訪的原住民當中，有百分之二．七自稱參加了這些組織的活動。在詢及是否支持這些組織和活動時，有百分之六十一的表示支持，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平地山胞在這方面的反應是：百分之二十二的知道有這樣的組織，有百分之二．六的參加了這類組織，而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支持這些組織和它們的活動。於是，我們大致可以說，山地社會本來就存在著一些問題，政府的山地政策也在因應修改，然而許多問題還是一直沒有得到適當的解決，原住民運動因而興起。這些運動雖然規模和聲勢不是很大，但逐漸已獲得原住民的認同和支持。這些運動對山地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開放多少發生了一些作用。當然相對於執政當局長期以來對山地社會的各種控制和影響，在政治層面上，原住民的社會運動還是顯得乏力。

（三）政黨認同

在政黨認同上，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山地原住民在心理上傾向於國民黨，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稱保持中立，而只有百分之二的傾向於民進黨。平地山胞的狀況與此相當接近，即百分之四十六傾向於國民黨，有百分之二弱傾向於民進黨，而有百分之二十二保持中立，這些比例幾乎和山地山胞的完全相同。這些比例之間所顯示的政治意義，乃是山地社會依然受著國民黨重大的影響。拿這些政黨認同的比數和一般臺灣社會民眾的狀況相比，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山地社會在政治上的保守特性。而這種保守性可以說是執政當局長期以來所主控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發揮了重大影響力所致。在這樣的社會化過程裡，「高山族的公民態度已經完全完全扭曲了，或說是變質了，公民性格裡的積極參與傾向已被抽取掉了，剩下的只是′效忠′現存政治體系的成分。這種政治態度的變質，間接說明了許多團體的意識控制過程，政治社會化塑造了高山族特殊的政治態度，對現存權威的肯定，乃成為政治上′不行動′的基本規範」（蔡明璋， 1986:183 ）。不過，由於整體政治社會結構的激烈變遷和原住民社會本身的變動，這種保守的不行動的並受執政當局所左右的政治態度也已有所變化。這從前述拜拜政治態度的變遷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四）對山地政策的評估

對於山地政策的整體評估，給予正面評價的只有百分之六，持負面看法的卻高達百分之四十二，另外有百分之四十八表示政府的山地政策「還好」。這樣的比例分配很值得政府警惕，因為認為山地政策不好的比給予肯定的足足多出七倍，而又有不少人只說還好，未給予肯定。平地山胞對山地政策的評價也與山地山胞接近，有百分之十一的給予肯定，百分之三十五的則給予負面的評價，有百分之五十二的認為還好。所以從平地山胞的反應，山地政策也是毀多於譽。

六、對山地社會問題的評估

在本次調查中，我們參考了張苙雲等人之研究，列出了二十項山地社會的問題，要求受訪者來評估它們各自的嚴重程度。根據調查結果，被評估為最嚴重的五個問題依序是：酗酒（60％的受訪者評估為嚴重）、就業困難（59％）、教育問題（52％）、經濟困難（49％）、和人口外移（47％）。除了這五個問題外，還有兩個問題被認為是比較嚴重的：交通不便（42％）和文化保留問題（41％）。其餘的問題被評估為嚴重的比例都未超過百分之三十，從前面七個問題和其他問題嚴重性評估結果的落差而言，可以證實這七個問題確實是值得重視的基本問題。質言之，依序而下的前七個問題，每兩個相近的問題在比例上差得最多的只有百分之七，其他多數只相差一兩個百分點；但是這七個問題裡最後一個問題，即文化保留問題，和下一個比例較高的問題，即衛生習慣，卻相差了十五個百分點。於是這些嚴重程度被排在前面的問題應該是真正核心的問題。

實際上，這七個問題可歸併為教育、經濟、文化和適應問題。教育是長久以來山地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也是諸多問題的根本。在政策上，教育部已經成立了山地教育委員會試圖積極改善山地教育。在這方面顯然政府方面還得更積極些。山地經濟一直是一個嚴重問題，也一再被提出，但是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這和山地經濟的特徵有關，亦即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居於邊陲的依賴性格，使得山地經濟落後和低度發展。這樣結構上的困境至今尚未有任何有效突破的辦法。於是不僅就業和經濟上有困難，同時人口外移也成了嚴重的問題。相隨這樣的經濟困難和資本主義化，以及其他重大結構變遷而來的則是適應和文化的問題。適應不良的具體嚴重表現就是酗酒。面臨經濟資本主義化和漢人文化和西方的滲入，以及漢人政府含有文化偏見的政策，山地文化的保留也愈來愈困難。然而，根據這一次的調查，我們又發現原住民對自己的文化認同有明顯的增強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山地文化的保留問題就變得十分重要而又嚴重了。

平地山胞在對這二十個問題所做的嚴重性評估，大體上也和山地山胞相同。被認為最嚴重的前面幾個問題依序是：就業困難（61 ％）、人口外移（58％）、教育問題（55％）、經濟困難（50％）、文化保留問題（42％）。這也正是山地山胞所列為最嚴重的幾個問題，次序上雖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多，其所顯示的意義也應該是很類似的。

在山地設立工廠，尤其是大型工廠，可能會促進山地經濟的發展，但也可能因而造成環境污染或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就目前而言，水泥工廠東移就引起了一些爭議。於一九八二年的問卷調查時，我們曾詢問平地山胞有關這方面的意見。當時贊成設立大工廠的人很多，而認為工廠設置後會帶來負面影響的比較少。即，八成三認為這樣可促進繁榮，八成八認為可增加就業機會，只有四成四的認為會造成環境污染，兩成認為會損害山胞的利益，三成三的擔心會促成不良的社會風氣。然而原住民在這方面的意見目前有相當明顯的變化，對可能產生的負作用比較有更多的疑慮。認為設置大型工廠可以促進山地經濟繁榮的平地山胞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九，比九年前少了四個百分點，認為可增加就業機會的則多了約兩個百分點，持正面看法的高達九成，然而認為會造成環境污染的從四成四大幅上升為六成六，增加了二十二個百分點，而認為會損害山胞利益的也增加了近十個百分點，其間認為不會損及山胞利益的除了從百分之七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外，表示很難說的也從零變成百分之二十六，而認為會促成不良社會風氣的也增加了近十二個百分點，認為不會有影響的則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九，表示很難說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以上這些意見的變化顯示平地山胞對工廠遷入一方面肯定其在經濟上的可能貢獻，在另一方面卻對若干負作用有很深的憂慮。以上是就平地山胞的狀況進行說明，由於山地山胞在一九八二年時未被問及這類問題，我們無法釐清他們態度變遷的情形。不過若與平地山胞的狀況相比對，則我們也可以清楚發現，目前山地山胞的態度和平地山胞近來的看法類似，即一方面比較肯定大型工廠遷入會對經濟有促進之功效，但在另一方面卻也擔心環境會受到污染、山胞利益會受到損害、以及會導致社會不良風氣的形成。因此，將工業引進山地已不是單純的經濟政策問題，而是牽涉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當局應特別加以注意。

　
七、結論

根據以上對原住民在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和文化認同各方面的態度與意見所做的分析討論，大體上可以發現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文化認同的問題也已快速浮現。在比較一九八二和一九九一年的問卷調查結果後，大致又發現幾乎各方面的情況都有明顯的變化，有些情況顯示山地所面臨的問題有惡化的趨勢，另有一些狀況則又顯示原住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總的來說，舊的問題還沒有獲得改善與解決，甚至有惡化的情形。例如，山地經濟並沒有顯著的改進，山地農業的各種問題也未獲紓解，甚至情況更為惡劣，再如山地教育方面似乎也無實質的改善，原住民感覺山地和平地一般學生相差愈來愈多，又如對工作的滿意程度也在明顯下降。從原住民本身的實際感受和評估而言，既有的各種問題還未獲得有效的解決。在經歷了全社會的重大政治經濟結構變遷時，原住民社會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原住民在態度和看法上也有著重大而明顯的變化。在政治方面的變化十分清楚，尤其在對政府的態度上，在九年前大多數的原住民認為不應該批評政府，但在目前大多數人不同意這樣的態度，情況正好反轉過來。同樣地，以往多數人認為政府決定的事最好少管，但目前有六、七成的都不同意這樣的態度，是很大的改變。不過，在另一方面，原住民卻有較強的無力感。政治權利覺醒伴隨著無力感的上升是臺灣普遍的現象，很值得注意。

原住民在文化認同上有非常明顯的變化，這是本次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很值得重視，尤其政府在山地政策的擬定和施行上必須考量這個因素。在一九八二年時，山地山胞主張要盡力保存維護山地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然而在目前這個比例卻高達百分之八十九。這樣的態度變遷是極為明顯，也是極為重要的。平地山胞按資料推測也有類似的變化。其次，原住民對這個族群的名稱也有明確的意見，即很少人主張沿用山地同胞或山胞的官方名稱，希望用原住民、用本族語、或不用特殊名稱的比較佔多數。這種對自己名稱的意見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重要現象，是應該加以重視的方同時原住民對語言政策目前也持一致要求尊重其母語的立場。認為在學校禁止說山地話不合理的七成左右，而贊成在國民學校教本族語的也在七成以上。原住民對本身文化的認同是一個明顯而必須加以重視的現象。在社會運動方面，原住民雖然實際參加的比例不高，但已逐漸引起一般原住民的注意，而在態度上更有超過半數的表示支持這些運動。因此，政府在未來山地政策的擬定上，必須更積極地尊重原住民文化，給予原住民族群文化延續和發展的自然空間，對原住民社會運動所提出的種種訴求應該做積極而適當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