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這個議題在台灣每年總會被熱烈討論幾次，尤其當內政部發布相關出生統計，或有國外機構發布全球排名而台灣敬陪末座時。人口數量與結構關乎一國的發展與運作，人口變遷應屬國家政策大事。有關實證研究與人口資料之種種問題，亟需相關政府單位慎重以對，人口問題之實證研究缺乏不僅是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兩領域令人遺憾的現狀，更使台灣的人口政策多年來處於欠缺實證基礎的狀態。我們需要有更多資源投入關乎國家發展基石的人口研究，讓政策研擬與施行都能更切中要點，也讓更多需要政府扶助的各類群體能得到及時的協助，實現其人生目標。

無論是否曾經結過婚，教育程度較低者處於單身狀態的比例正逐漸提升。由於教育程度較低者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及社會經濟資源較少，相對於其他教育程度者而言，高離婚風險及低再婚機會對其生活的影響更為巨大；例如，失去了年老時家庭所提供的安全網絡。政策制定者和公眾論述在思量離婚後果時，往往偏重單身母親家庭的弱勢處境；這項研究則呼籲政府與公眾應更加關心這類資源稀少家庭的成年人和兒童的福祉和發展。

「這樣很不公平！」每天的生活裡，我們有時聽到上述的話，也發出這樣的嘆息。以家庭生活為例，美國電影同床異夢（The Breakup）有一段關於家務分工的衝突：女主角希望同居男友「幫她」一起洗碗盤，男朋友不情願地答應了，這時女主角卻不悅地說算了，男主角反問女主角為什麼，女主角於是說了關鍵的一句話: 「I want you to WANT to do the dishes」。正如電影片名，後來他們分手了，家務衝突這一幕凸顯他們關係中諸多的問題，包括性別平等問題。

家務公平觀對個人生活福祉與家庭生活的影響十分深刻，更重要的是，實際家務分工與公平觀的不一致提供了家庭性別關係緩慢改變的一些可能解釋，也指出對家庭生活與家務工作的主觀想法，可能是影響性別關係轉變的重要關鍵。 

近幾年上演的影劇，例如：荼蘼（2016台劇）、月薪嬌妻（2016、2021日劇）、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韓劇），不約而同地看見了東亞社會中隱形的家庭勞動與困境。為什麼這些家庭內部的勞動會被長期忽視？當時間與勞動都成為可以在市場上用價格衡量的商品，被以有償與無償劃分，區分了「有價值」的市場勞動與「沒有價值」的家庭勞動，沒有市場價值的家庭勞動就經常被視而不見。這樣的勞動區分又與性別角色接合，男性從事有償的市場勞動成為養家者，女性則負責無償的家庭勞務，成為主要性別分工模式（雖有少數社會例外）。這樣的運作方式所內涵的權力、機會的不平等，也深深與性別扣連。若說資本社會的運作建立在對於受雇者勞動生產的榨取，那麼，讓受雇者可以每天從事勞動生產的再生產勞動（例如：洗衣、煮飯、打掃），則是第二層被搾取的隱形勞動。視而不見影響了家庭勞務提供者的權益與福祉，包括勞動保障、退休收入等，也讓在市場上提供家務、照顧服務的價值經常被貶抑和低估。

本文探討了三個與台灣的超低生育率相關的迷思，並提供了有關女性教育水平、最佳生育年齡以及外籍配偶對生育率的觀察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