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怡

以往的研究探討了人生各階段的睡眠情況，然而孩子的出生（導致睡眠不足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與睡眠的關係，卻鮮少被研究。本研究討論睡眠時數和品質的變化，特別關注性別和伴侶關係狀況的差異。使用英國家庭長期追蹤資料庫，追蹤了大約 1,000 名參與者，在三年內過渡到新手父母的過程。我們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和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了睡眠時數和睡眠品質的變化。研究結果表明，女性在成為母親後，平均睡眠時數減少了 0.7 小時（42 分鐘）。在育有孩子之前，女性的睡眠時數多於男性，但在生育孩子後，女性和男性的睡眠時數相似。同居關係中的男性比已婚男性的睡眠時數減少得更多，約為 0.5 小時（30 分鐘），降至與女性相似的水平，這表明同居的新手爸爸可能會經歷更多的睡眠干擾。

研究貢獻：

睡眠的時數與品質不僅跟身心健康有關聯，也反映了社會角色與生命歷程，例如：伴侶關係、性別角色與親職。以往的研究鮮少討論社會結構與脈絡對睡眠的影響。這個研究從性別角色、親職期待、婚姻與同居對身心健康與性別分工帶來的差異等視角，討論不同性別與伴侶關係的人，從沒有小孩到有第一個小孩的過程，睡眠時數與品質的改變。所以，這個研究將睡眠的時數與品質安置在社會角色與生命歷程中討論，拓展了既有文獻的視角與範圍。而同時討論睡眠的時數與品質，克服了以往文獻討論單一睡眠指標時所帶來不一致的發現。除此之外，本研究拓展了既有文獻裡對婚姻與同居的討論，將範圍討論拓展到親職與睡眠。研究結果也回應了我之前家務勞動分工研究的發現，同居漸漸變成是社經地位低的人的選項，這些人在經濟上的性別分工無法維持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型態，他們可能需要改變性別腳本與行為來解釋並合理化自己的處境。最後，這篇文章利用英國著名的長期追蹤資料庫 Understanding Society，克服了先前研究使用橫斷面資料的限制，可以做更有效的估計與推論。另外，這個研究使用的分析策略，克服了在分析長期追蹤資料（panel data）常用的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和隨機效果模型（random-effect model）有的限制。 

本研究討論英國首次新冠封鎖期間，客觀與主觀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留職停薪政策，對夫妻關係變化的影響。大多數的理論認為，經濟不確定性會導致親密關係的品質惡化，但很少有研究能夠捕捉到在經濟上強烈的不確定性，以及政府減輕經濟危機的政策，如何影響夫妻關係品質。本研究使用了英國家庭長期追蹤資料庫在2020 年4 -6 月的Covid-19 調查，討論自評夫妻關係品質變化與社會經濟地位、就業狀況，以及主觀財務不確定性的關係。研究發現，8% 的人表示夫妻關係品質下降，但 19% 的人表示夫妻關係品質有所改善。這當中，受過高等教育和家庭收入較高的人更有可能經歷關係品質的改善。而工作時間減少或失業與關係的變化無關，但預期未來財務狀況惡化與之相關。有趣的是，留職停薪與關係品質的改善密切相關，特別是男性。由此可知，經濟不確定性不利於夫妻關係品質的維繫，政府的就業保護計畫似乎能減輕這類的影響。

研究貢獻:

這個研究主要討論在遭遇經濟危機時伴侶關係的改變，這樣的改變會不會因為性別有不同？改變會不會依著社經地位有不同而導致不平等加劇？以及政府政策的介入是否有效果？英國家庭長期追蹤資料庫在Covid-19期間的調查，提供了一個類實驗法（quasi-experiment）的背景，可以驗證文獻中在討論危機與關係經常會被引用的理論模型：家庭壓力理論（Family Stress Theory）以及脆弱性–壓力–適應理論（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Theory），減少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或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的影響。研究發現，失業或工時縮減（經濟危機的客觀指標）並沒有使關係變糟，這與家庭壓力理論預測的相反，不過，主觀指標—未來經濟狀況的擔憂—則會使關係變糟。這個研究結果拓展了家庭壓力理論對長期、短期的經濟危機以及主觀、客觀指標的反思與討論。此外，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比較容易經歷關係變好，這與脆弱性–壓力–適應理論的論述相符，高社經地位比較容易緩衝危機帶來的衝擊。暗示著原本因著社經條件不同而關係品質有差異的伴侶，危機可能會擴大了這個差異，讓不平等加劇。另外，英國政府在封城頒布了無薪假的政策，使受雇（自雇）者可以留職停薪，同時由政府補貼 80% 的薪資，避免了大量失業與收入短缺。受惠於這個政策保護的人回報關係品質變好的機率較高，特別是對男性有比較明顯的影響，可能因為英國性別分工與性別價值依舊偏向傳統，所以男性受惠於保有經濟能力的政策並有多餘時間待在家裡，同時符合了經濟提供者及新好男人的想像。這個研究指出在經濟危機時，政府適當的福利政策介入，不僅保護了工作也保護了家庭。

異性戀伴侶關係和親職是家務勞動性別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在過去的 20 年中，伴侶關係和親職的社會意義發生了變化，本研究討論這樣敘事變化是否影響了男女在家務勞動的差異。利用 2003–2005 年和 2013–2015 年的美國時間運用調查（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研究結果顯示，伴侶關係中的家務勞動的性別差異比單身的大。在未進入親職之前，已婚和同居者在家務勞動的性別差異相似，但在有小孩之後，同居父母在家務勞動性別差異較已婚者小，主要是由於同居父親的家務時間增加。這結果表示異性戀伴侶關係，特別是婚姻，鞏固並複製了傳統的性別角色，而有趣的是，男性的性別行為並不一致，而是在伴侶關係和親職身分上存在多樣性。

研究貢獻：

許多國家正經歷學者所論述的第二次人口轉型，因為理念的改變與個人主義的追求，晚婚、低生育率下降、同居和非婚子女增加。有些學者預測當性別平等達到平衡，特別是男性擔負起更多家務勞動時，第二次人口轉型所經歷的社會現象會趨緩，並且婚姻會逐漸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但在實證發現，性別平等改革在 1990 年代後呈現停滯的狀態。我的研究主要在論述，婚姻/伴侶關係是一個有既定性別角色與期待的社會制度，特別是在成為父母之後，性別的分工更為明顯，婚姻並沒有如學者預測一樣去制度化，依舊是性別的製造廠 （gender factory），複製著傳統的性別角色。除此之外，學者觀察到的性別改革停滯的狀態，是建立在一個平均值上的觀察，我的研究指出，必須留意、探討當中的異質性。在 2000年代前期的這段時間，雖然結婚跟單身的人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沒有太大改變，但同居的人的行為變得不一樣，特別是同居的父親。這呼應了之前的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在美國，同居漸漸變成是社經地位低的人的選項，這些人在經濟上的性別分工無法維持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型態，他們可能需要改變性別腳本與行為來解釋並合理化自己的處境。最後，這個研究也回應了之前文獻中所發現的性別平等矛盾。在美國的脈絡下，會結婚的通常是高教育程度且社經地位高的人，理當會比較有性別平等的理念，但這些高教育程度與高社經地位的人，反而是維持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人，低教育程度且社經地位低的卻是改變的那群，產生了理念和行為的矛盾。

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文化脈絡下，生養小孩一直都是人生重要的滿足與里程碑，但在近幾十年生育率卻急速下滑，甚至有些國家已經低於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水準。本研究探討 10 個亞洲國家，父母與非父母的幸福感的差異，並討論這樣差異是否有跨國的不同，是否與國家的家庭政策有相關。研究發現，在這些國家，成為父母並沒有帶來比較高的幸福感，而家庭政策，包括有薪年假、有薪產假、有薪育嬰假、彈性工作時間，以及全面的政策配套都有助於提升父母的幸福感，特別是彈性工作時間與全面的政策配套。重要的是，政策的實施並不會減損非父母的幸福感。

以往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西方國家，本研究收集了亞洲 10 個國家的資訊，安置在少子化的趨勢與脈絡下來看格外有意義，職家政策的制定能夠有效地建立對家庭友善的環境，或許可以進一步促進生育意願。除此之外，研究使用具體的家庭政策進行分析，實際地指出不同政策對於父母幸福感的效果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