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雁馨

目的：本文旨在探討台灣婚前親密關係的變遷。

背景：結婚率呈現衰退。無論這些流失的婚姻是否與同居或其他選擇的增加有關，這個議題已經成為深入了解家庭變遷的重要因素，然而有關台灣的相關研究仍有限。

方法：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調查收集了從 1998 年至 2016 年的四個波次的國家代表樣本，包括 23,495 名年齡介於 20 至 49 歲的男性和女性。這些數據被用於調查同居、同居伴侶的結婚規劃、婚前性行為以及婚前懷孕的變化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如何因性別、教育和世代而異。

結果：自 1998 年以來，台灣有更多的成年人經歷過婚前親密關係。而同居／婚前懷孕與教育程度，也從無差距變為負相關。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間，這些模式呈現性別差異，且持續的顯示同居呈較短的維持期間，且較少的成年人帶著最終結婚的想法一起生活。同居已不再是婚姻的前奏，而更像是單身的另一種選擇，其中更鮮少涉及兒童。這些變化主要是由世代更替效應和世代內變化所驅動的。

結論：同居尚未成為涉及兒童的長期穩定伴侶關係。晚婚與少婚所導致的低出生率，並未被同居中的非婚生育所抵銷，且婚前懷孕似乎並未產生更多的婚姻。台灣的社會文化背景可能在這裡的類第二次人口轉型家庭變遷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婚姻價值觀的研究在低生育率情境中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特別是當非婚生育很少的情況下不婚可作為不生的指標。本研究使用了 1985 年至 2015 年間的多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數據，探討了在社會快速變遷時期的婚姻態度變化。研究結果表明，在婚姻制度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大多數對婚姻態度的變化主要由世代更替效應和世代內的變化所驅動。總的來說，現在更多的人相信婚姻不一定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幸福和滿足感。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對已婚夫妻，尤其是對婦女施加的傳統規範應該放寬，包括有關居住安排、與婆家的關係、離婚以及生育的重要性等規範。然而，對於婚內生育的偏好幾乎沒有變化，2010 年代比 1990 年代有更多人支持至少要生一個兒子來延續家族血脈的觀念。這些看似矛盾的自由價值觀和傳統生育偏好，加上女性自主權的提升，可能使經濟獨立的年輕一代女性不再對「婚姻包裹」感到吸引，從而導致延遲（甚至是放棄）組成家庭。

這項研究回顧了五個經歷了極低生育率的急劇過渡的東亞社會（中國、日本、香港、南韓和台灣），與影響其生育和家庭趨勢的制度因素。本文首先概述了這些社會的獨特家庭形成模式，以及對造成其極低生育水平的現有解釋。文中特別強調了儒家文化的作用，該文化所強調的父權價值觀和文憑主義，形塑了東亞目前的低生育率。也針對儒家文化如何影響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生育政策的效果以及父母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負擔進行討論。以這些背景因素和當前的極低生育率為脈絡，這項研究還探討了這些社會在 2000 年後所發生的婚姻和家庭價值觀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進一步侵蝕傳統家庭，並影響未來的家庭形成趨勢。文章最後討論了近年來對此趨勢的政策回應以及東亞未來生育率的可能性。

目的：本研究探討在台灣丈夫參與育兒和家務對妻子的生育意願是否因妻子的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

背景：最近的研究指出，更平等的家務分工對妻子的生育意願有積極的影響，然而現有文獻通常未能闡述這種關聯在不同教育水準下的變化。

方法：本文分析了 2016 年台灣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中夫妻雙方在家庭工作（即家務和育兒）上花費的時間報告。分析樣本包括至少有一個孩子的所有已婚受訪者。使用回歸模型和反事實分析。

結果：研究發現，有高等教育女性受訪者的丈夫更多地參與家務和育兒。此外，妻子在超過一個孩子的生育意願隨著丈夫在育兒方面的投入增加而增加，但家務分工方面則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這種正面的育兒分擔效應在有高等教育女性受訪者中特別明顯，這些人往往在經濟上更加強勢，並對家庭性別平等有更高的期望。最後，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反事實分析顯示，如果沒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受訪者獲得了更多丈夫的幫助，她們的生育意願也不會增加。

結論：過去的理論和研究很少探討這種教育差異。旨在提高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可能會在不同教育水準的婦女中提供不同組合的育嬰假和財政援助包裝，以達到最佳效果。這項研究還有助於了解家務分工如何影響東亞地區的生育意願，並為該領域的有限研究做出貢獻。